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

<正>2013年9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在设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举行。世界儒学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和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本届大会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位专家学者     

儒家角色伦理学:挑战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正>一、世界危局一场罕见的全面性危机正朝人类逼近。全球险象如同黑云压城,在地平线处聚集。今天我们所处的生存世界,危机四伏:气候变化、粮食紧张、环境恶化、染病蔓延、能源短缺、恐怖主义、大量贫困,等等,不一而足。危局之严重,已然不是寥寥几个困扰的问题那么简单,已不是少数个体按部就班即可解决。     

儒学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是中西比较哲学阐释

儒学是有利于世界和谐的文化思想,但是外国人却并不能够理解儒学的精神,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儒学解释清楚,亦即缺乏让儒学跨文化的能力。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与之比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是以"一多不分"为体。儒学的精神是"和",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完成的,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因此,要让儒学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就必须重视利用中西比较哲学的阐释话语,即在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和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儒学的跨文化传播。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儒学的最高目标:道德抑或艺术人生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儒家学说的最高目标是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建构,其艺术审美精神是经过道德过滤、为道德服务的工具。其主要论据是:儒家经典著作里很少涉及美学和艺术;当儒家谈到艺术审美时总是强调其道德意义;儒家的审美理想"中和"本身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基于《论语》《孟子》等儒家基本经典的精神,逐一审视这些论据,可以看出儒家学说的终极目标其实不是道德责任,而是人生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的美学境界。在儒家的价值观中,道德或者是达到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作为这个最高目标的一部分而得到肯定的。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孔子家语》辨疑

《孔子家语》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著作,自唐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围绕着它与王肃的关系,人们对其编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对勘,对《孔子家语》的文献来源、成书年代和学术价值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肯定《孔子家语》为王肃所编撰的传统观点是可信的。     

儒学与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

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三代以降,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系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因就出在儒学身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利玛窦入华宣教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在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思想之间的排拒和不容。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结果。     

再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析论

在众多主张儒学发展的论说中,"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学术界多年来关注较多且又尚存争议的话题之一。通过对杜维明有关儒学发展的五个步骤、面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尚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应予澄清的两个误解以及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诸多论题予以梳理和解析,可以窥知杜维明儒学发展观的学术理路和实践诉求,为探讨儒学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