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必须考虑风土性因素——以“电车难题”为母题

对于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伦理学规范的讨论，往往以“电车难题”为母题。不过，西方学界处理电车难题的思路，主要就是在义务论思想与功利论思想之间打转，而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用以处理道德两难的自动推理系统的思路。而在上述处理进路中被普遍忽视的，便是“风土性因素”在紧急避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这里，“风土性因素”可以被理解为在特定文化与地理场域中具有特定特征的司机关于如何进行紧急避险的缄默习惯。从立法角度看，未来可能出现的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法规，应当在合适的尺度上容纳上述“风土性因素”,以便降低可能的执法成本。而这一诉求自然就会倒逼今天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对我国各地区司机所默认的紧急避险原则进行系统的调研与统计。而从技术角度看，要在为自动驾驶技术匹配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以某种足够灵活的方式实现“风土性”原则，我们就需要对现有的基于符号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主流技术路径进行大胆挑战。     

成见

孔子一行来到齐国，拜见齐景公而不去造访晏子。子贡说：“拜见齐君，不去见他的执政大夫，可以吗？”     

《论语》问马派诸说证伪

《论语》中有关孔子不问马的记载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问马派学者坚持认为孔子实际上是问了马的,只是因人们对文字理解有误才造成了孔子不问马这一假象,为此,他们分别从断句与文字变通两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解读。问马派的观点是否正确,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去对待与证明的问题。     

日本汉诗与《论语》

日本汉诗作家崇尚《论语》,并积极地进行摄取、接纳、消化,每每引以为创造自身文化的元素。他们把《论语》典故作为意象符号融会到其诗歌创作之中,使得其诗作更加典雅含蓄;对《论语》章句进行有机的借用或化用,其辞章和义理逐渐成为汉诗作家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又通过诗作形式塑造孔子形象、称颂孔子之道,比照孔子的道德风范磨砺自身精神。日本汉诗作家引述、化用《论语》,重在表述其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思想,藉以增强言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他们宣扬儒学精神、弘扬伦理教化之用的重要载体。     

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以德治国”理论座谈会综述

2001年4月8日，设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持召开了“以德治国”理论座谈会，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山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专家及曲阜师范大学的领导、专家及部分硕士研究生共40余人出席座谈会。     

从《性自命出》谈孔子与诗、书、礼、乐

《性自命出》一五—一八号简有四个排比句 ,分别讲述“圣人”对诗、书、礼、乐所进行的整理、编纂工作 ,其事与传世文献所载孔子“删诗书 ,订礼乐”之事相当一致 ,推测此“圣人”很可能与孔子有关。若这一认识不误 ,《性自命出》的出土 ,对孔子与六艺关系的探讨 ,当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     

孔子论“言”

“言”有五种层次上的含义，与“行”相对有合不合，与“道”相应有知不知，与“诚”相偶有信不信，与“意”相对举有尽不尽，与“物”相表里有称不称。孔子就“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层次上。孔子讨论“言”时，都是对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而发的。他分别针对子贡、宰予、子路等在言行或言知问题上的偏失，教导他们言行合一，言语谨慎。     

论孔子的出仕观

孔子积极赞同出仕,并以推行“道”、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出仕的目的。富贵、官位、生命、个人的荣辱,其重要性都无法与“道”相比,能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才是决定孔子行为的最高准则。当其他处世原则与这种最高准则相冲突时,孔子即采取区分大小轻重,牺牲小节义遵从大准则的方式来进行抉择。《论语》中孔子在出仕问题上看似矛盾的言行,实际上都在推行政治理想这一层面上获得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