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人道主义思想的心理学意义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这段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孔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强调统治要“重人道”、“亲民生”,以顺应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他提出了“仁爱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学说,这是很富有心理学意义的。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

历来治经学者都将经学渊源上溯到荀子,本文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的某些观点有助于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改造现实的精神直接为汉代经学家所继承,孟子的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     

“子罕”新说

《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子罕”,不是“孔子很少”怎么着,而是确指一个人,是春秋中叶宋国政要“司城”之官——乐氏子罕。“子罕”一条也就简明流畅,即:子罕在论及利的时候,总是能够和命和仁联系起来。子罕其人之言行恰能体现利、命、仁三者的结合与统一,体现“言利思命思仁”的特点,与孔子“见利思义”、“义之与比”的思想一致。加之乐氏子罕的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得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褒扬而被载入《论语》。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器官移植伦理审查委员会实践难题的伦理思考

器官移植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中意义重大,但其在实践中面临着缺乏明确的伦理原则和沟通技巧、对需要审查内容的理解不深刻等难题,这影响了其伦理使命的充分实现.为此,伦理审查委员会必须制定明确的伦理原则、深入理解需审查的内容、在伦理学知识、行动纲领和沟通技巧方面对其成员进行培训.     

孟子让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的寓意

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孟子对家与国地位问题的看法。并且这也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是孟子仁先义后、家先国后理论的必然结果。孟子的基本观点反映出了家与国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不全面的。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读帛书《缪和》札记

马王堆帛书《缪和》是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六篇之第五种,内容丰富,价值颇高。但对于其中部分语句的释读和解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各家整理注释本的基础上,在释读、诠释和分章上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其中有些认识可能直接关涉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