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读帛书《缪和》札记

马王堆帛书《缪和》是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六篇之第五种,内容丰富,价值颇高。但对于其中部分语句的释读和解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各家整理注释本的基础上,在释读、诠释和分章上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其中有些认识可能直接关涉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露与藏

孔子讲中庸,老子尚无为。千百年下来,中国人崇尚的是隐忍与含蓄,忌讳的是直露和张狂。有学者还研究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植物性的,以守、忍、藏为特征;西方人的性格是动物性的,以攻、狂、露为标志。[第一段]     

孔子敬事鬼神原因新探

孔子相信并敬畏鬼神,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出身、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社会转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整个社会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崇敬鬼神的气息。同时,孔子又是殷遗民,受到殷商"尚鬼神"文化的影响,而儒本身也起源于殷商,并主要从事相礼、祭祖、事神等活动。这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孔子的鬼神观念,使得孔子不仅没有否定鬼神,还始终以敬畏的态度对待鬼神。     

道义论——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从道义的角度来探讨治权的合法性问题。道义论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正义论有可比性,但根本精神是不同的。先秦时期,道与义反映的是西周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价值理想。孟子之后,道与义反映的是儒家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价值理想。孔子本人主要从德的角度来讨论王者政治权力来源及其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开始从道与义两个不同层次讨论诸侯及士大夫政治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道义论是用现代汉语词汇探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关治权合法性问题而尝试使用的一个新词汇。     

圣的起源与先秦儒家的圣人观

从文字及文献的分析来看,圣的本意是指与神沟通的特殊能力,后发展为凡一事精通均可为圣.具体而言,圣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够事神,预测吉凶;二是道德崇高,人格完善;三是具有聪明才智,建立不凡的功业.春秋时期的圣人主要是这三种含义,只不过事神义后来转化为对天道的理解、把握.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他理解的圣是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济世安邦的政治功业.同时他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人与人的差别做出探讨,但还没有对圣人的产生做出明确说明.郭店竹简中的圣人主要是指理想的君王,突出的是圣人的智慧和才能及制作礼乐等事功的内容,但《五行》篇则将圣视为重要的德目,《成之闻之》则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圣人如何及圣人与常人的差别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荀之间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侧重道德人格、作为师者与重视智慧才能、作为王者的不同的圣人观.     

祖天师逍遥山炼丹记

东汉永元年间,为寻修道宝地,祖天师独携弟子王长远离尘境,游淮至鄱阳。此处附近有一山,名叫逍遥山,天师见此山颇具仙人之相,便在此处结炉炼丹,借此弘道扬玄。不想惊动了此山山神,山神心生不忿,自思:此山原称鄱阳山,当年南华真人庄周见此山钟灵毓秀,便以他《庄子·逍遥游》为此山命名,后玉帝册封我为此山山神。你张道陵招呼也不和我打一个,便在此处结炉炼丹,要不是看在你是太上老君的大徒弟,还是玉皇大帝御前四大天师之首,定要推倒你的丹炉,把你赶出此山,让你炼丹不成。不过,既然是炼丹弘道,就先看看你炼出个什么东西来再说。三年间,祖天师和…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孔子之仁学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慧。"一以贯之"由孔子的人格境界展示了仁之通性的精神内涵。忠恕之道则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方法和必然性的诠释原则,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曾子由忠恕来把握仁道,符合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对孔门仁学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东亚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形象——以近代日本为中心

中国儒学文化在东亚文明史上的影响,从古代直至近代乃至于当下,诚可谓绵延千年,蔚为壮观。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的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东亚各文明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过对于以往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且这种反思不仅经受了异质文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更进一步与其自身文明所经历的诸如时局的变迁、观念的更迭等内部原因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无法脱离这一文化重建的历史大势而置身事外。本文所涉及的近代日本文化史上有关孔子形象的论说,便分别产生于近代日本的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中国与近代日本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