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人道主义思想的心理学意义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这段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孔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强调统治要“重人道”、“亲民生”,以顺应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他提出了“仁爱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学说,这是很富有心理学意义的。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

历来治经学者都将经学渊源上溯到荀子,本文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的某些观点有助于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改造现实的精神直接为汉代经学家所继承,孟子的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     

“子罕”新说

《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子罕”,不是“孔子很少”怎么着,而是确指一个人,是春秋中叶宋国政要“司城”之官——乐氏子罕。“子罕”一条也就简明流畅,即:子罕在论及利的时候,总是能够和命和仁联系起来。子罕其人之言行恰能体现利、命、仁三者的结合与统一,体现“言利思命思仁”的特点,与孔子“见利思义”、“义之与比”的思想一致。加之乐氏子罕的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得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褒扬而被载入《论语》。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孟子让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的寓意

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孟子对家与国地位问题的看法。并且这也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是孟子仁先义后、家先国后理论的必然结果。孟子的基本观点反映出了家与国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不全面的。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露与藏

孔子讲中庸,老子尚无为。千百年下来,中国人崇尚的是隐忍与含蓄,忌讳的是直露和张狂。有学者还研究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植物性的,以守、忍、藏为特征;西方人的性格是动物性的,以攻、狂、露为标志。[第一段]     

家校合作研究述评

近30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在家校合作的研究和实践上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家校合作分类、家校合作模式及实践、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三个方面介绍了家校合作研究的进展,并分析了我国家校合作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走向。     

阅读中文时信息整合的即时性

通过两个实验对中文语篇理解中相关背景信息的激活与整合到底是即时发生抑或延时进行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所用的阅读材料都包含一个目标句,它与局部语境一致,但与前文提供的背景信息冲突或无关。实验一采用自定步速逐行阅读技术,考察了一致性条件以及句子结束的标记（即句号）是否存在对目标句阅读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句子结束的标记是否存在并不影响目标句整合加工的进行。实验二运用眼动追踪技术着重探讨信息整合加工能否在目标句关键区中即时进行,实验条件仍为当前信息与背景信息的一致性,重点考察其对目标句中关键前区、关键区及关键后区的作用。结果表明,自变量的操纵导致关键区中反映初次加工的指标产生可靠的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文语篇理解中整合加工的过程开始得非常迅速,是一个即时引发、而非延时进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