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人类先天“数字模块”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先天数能力是数学认知心理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对该领域尚缺乏整体性的认识。1999年Butterworth提出“数字模块”理论,假设人类的算术能力以先天的数字模块为基础,以后天的文化资源为拓展工具。在此基础上,作者介绍了国外近期数能力的先天机制与后天发展研究的最新情况,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数量空间表征的特点:跨视听通道下的SNARC效应

从跨通道的角度入手,采用大小比较任务,对视听单通道及跨通道下数量空间表征的特点及表征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均存在SNARC效应;在跨通道任务下,无论启动通道是视觉还是听觉通道,都表现出,当启动通道的数量大小信息与主通道的数量大小一致或无关时,主通道的SNARC效应没有显著变化;但当启动通道的数量大小信息与主通道不一致时,主通道的SNARC效应受到显著影响,表现为降低或消失。这进一步证明了SNARC效应受情境影响的特点,并发现在进行跨通道数量空间表征时,听觉通道的数量信息对视觉通道下的数量空间表征的影响大于视觉通道的数量信息对听觉通道下的数量空间表征的影响。     

生命退化论的哲学视野

生命退化是指生命系统从有序到无序或从高有序度到低有序度的转化趋势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物种数量减少、种群寿命缩短和个体衰老死亡.关于生命退化的原因,自然科学认为是自然规律和天灾人祸使然,宗教神学认为是人的犯罪和神的惩罚所致,哲学认为是自然、社会和神是的交互影响.生命退化论对人类具有启示和警示的积极作用,可是人们对它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解和价值取向上的误区.     

亲不言谢

谢,是一种客气,是非亲人之间发生了某些足以令人动情或动容的事情之后,感受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表达;谢,也是一种礼节或曰礼仪,用来表明受益方有感激之情或是感恩之意。而在夫妻间、兄弟姐妹间、父母子女间、祖孙间等等一切算得上亲人的人们之间,施恩与受恩、爱与被爱都     

物化:从庄子哲学看幸福的条件

序论本研究首先把重点放在两种类型的"个人"上,即作为音乐演奏者的个人和作为女性的母亲。毋庸置疑,音乐演奏者和爱子女的母亲,两者都会觉得自主选择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然而最近的研究中却意外发现,许多音乐演奏者对于演     

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模型

为探讨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养压力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教养压力问卷、心理韧性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问卷对490名小学生的母亲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与教养压力存在正相关,教养压力与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2）子女数量到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直接效应不显著,教养压力的独立中介效应与教养压力-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的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让生命健康成长——重视和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生命教育

一、背景 2014年3月的一天早上,1．1班的一个小男孩～拐一瘸,艰难地走进了校门,面部大部分淤青,脸上挂着泪珠,孩子的语文王老师赶紧把他背到了办公室。我们轻轻地脱下孩子的衣服裤子,只见背、屁股、腿到处是伤,有的地方还在渗血。王老师哽咽说这孩子前天没有完成家庭作业,于是打电话与家长沟通,没想到孩子的父亲就把孩子反绑双手吊着狠狠地打了一顿。学校立即把孩子送往医院,并报警。     

宋代僧道数量考察

宋代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在人口登记方面与平民不同,由祠部统计掌握,但也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在人口统计之外。宋代僧道群体庞大,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女冠最少,影响微弱。     

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

密尔对边沁的最著名的背离是他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的区分。事实上,密尔并没有坚持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或者高等快乐必然地主宰低等快乐,并且这种区分与快乐主义是相互兼容的。关于"快乐"有两种解释:精神状态说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后一种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而且可以使他回应一些有名的问题,如克里斯普的"海顿和牡蛎"问题以及诺齐克的"体验机"难题,而且与密尔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民族内隐观、身份认同对族际通婚子女的外群接触态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以中国14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和汉族学生为被试,考察族际通婚子女的民族内隐观、身份认同及二者对外群接触态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族内通婚子女比,族际通婚子女持有的民族本质论观念较低、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不强烈,但对其他民族的外群体态度和交往意愿都更积极,在自我身份范畴化过程中更具有灵活性,更倾向于构建归属水平更高的上位身份认同。族际通婚作为高质量的民族接触与交融形式,对推动建立民族互嵌格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