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正研究的四个误区及消解

在环境公正议题研究的理论层面,至少存在四个误区,即议题名称误区、概念释义误区、原则设计误区和种际公正误区。议题名称误区是指不该将"环境公正"和"环境正义"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消解的方法是还原这两个词的不同所指,分别用于应然之处;概念释义误区是指不该直接从环境公正出发定义环境公正概念,而是应从一般性的公正概念推出环境公正概念的定义;原则设计误区是指不该把环境公正原则设计成了用其他词汇命名的原则,消解的方法是通过回答"环境公正应为何"的问题来直接获得环境公正原则;种际公正误区是指不该弄出这一公正类型和论题,消解的方法是用"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其他生物物种"的问题取代它。这四个理论误区的存在会给环境伦理学的学术事业带来三种不利影响,需予以澄清。     

民警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民警在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策略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以及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采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工作满意度量表以及自我呈现问卷对242名民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民警在社交媒体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分别与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积极自我呈现与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更高;（2）民警在社交媒体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并通过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     

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对过度进食的影响:基于生命史理论

在生命史理论的视角下, 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揭示了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对过度进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1招募处于生命早期阶段的91名初中生(年龄12~14岁), 采用饱食进食(Eating in the absence of hunger, EAH)范式, 结果发现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饱食状态下的高热量食物选择(即过度进食); 研究2招募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暴发背景下301名武汉市居民(高死亡威胁组)和179名其他省市居民(控制组) (年龄18~60岁)为被试, 通过问卷法回溯性地测量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并探究其影响当前过度进食的机制, 结果发现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通过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过度进食。同时, 死亡威胁(新冠病毒疫情)扩大了环境不可预测性通过生命史策略间接影响过度进食的效应, 而社会支持则能缓冲这一效应。研究结果为COVID-19背景下和灾后居民的健康进食干预提供了依据。     

工作场所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人际关系视角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分心冲突理论,本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通过“领导者-下属”配对的问卷调查法对147名员工进行调查,采用Bootstrap检验对模型中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员工工作绩效各维度间显著正相关;（2）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作绩效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增加人际信任对工作奉献和任务绩效产生影响,通过缓解关系冲突对人际促进和任务绩效产生影响。     

叶笃正院士坚持科学精神的一桩往事

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被授予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内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叶老的辉煌业绩和大家风范。这使我想起2000年才知道的叶老的一桩往事。为核实此事,我在当年7 月拜访了叶老。事情发生在1987年。当时,出生于1916年的叶老已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还担任着《中国科学》杂志主编的职务。     

人类的活动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力求从"人化自然"这个现实的生存平台入手,考察影响这个现实世界发生历时性变化的有关人类的活动方式.文章认为,人类的物质活动,首先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不同方式塑造了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现实基础,而后者状态的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性质、目标和规模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干预自然过程的深入,人类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从事着这项活动,它远远超出了自然界在各方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活动方式的可持续化,这种基于智力、信息和高新技术来审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新型活动方式,正是我们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优先选择.     

发展健康研究

试图讲座在健康研究中,如何适时、恰当并有效地把性别融合于其中,第一,我们应更注意健康研究的结果;第二,在健康研究中注重性别差异的意义;第三,分行性别健康的可持续性研究环境。     

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拟从环境伦理学的定义出发 ,考察环境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以及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对它的理论支持等问题 ,试图厘清学界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合法地位的种种责难和误解     

论生态伦理学的利益基础

从人与自然的相关性和整体性以及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视角来看 ,生态伦理学的利益基础应当确立在人类的整体利益上。因而生存伦理学就应该为人类的整体利益做出理论上的合法性的辩护 ,并且在现实中为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做出明确的价值规约     

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

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关涉到环境伦理的致思理路和发展方向。寻找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根据既要顾及人类生存的现实需要 ,又要思考它产生的理论背景以及它如何体现伦理学的一般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