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某些政治含义

“文明”的话题转向一般公众讨论的中心，反映出由冷战时期典型的两极世界格局的瓦解、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以及资本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可行的”、别无选择的社会一经济制度所带来的重要的精神一政治再定位。令2001年与众不同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文明的冲突”之血腥证据的可怕的“9．11”恐怖活动，以及联合国将这同一年宣布为“文明对话”年的事实。     

婚姻的眼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习惯，走在路上，喜欢抬起头来扫视别人家的阳台，因为妻说，阳台是家的眼睛，春光明媚的阳台后面，是一个幸福充盈的家，有一位蕙质兰心的女主人。     

2014年国际宗教热点观察

叙利亚内战背后的宗教较量"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迅速崛起哈萨克斯坦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阿富汗恐怖袭击频发,安全形势恶化缅甸宗教间暴力冲突加剧斯里兰卡宗教冲突持续印度国内印度教教派势力上升欧洲各国"恐伊症"回归2014年,国际宗教形势总体稳定,但局部动荡加剧,出现了一些新的关注点。中东、中亚、东南亚、南亚形成了一条宗教冲突的热点地带,     

父母婚姻质量和青少年同胞关系：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采用纵向设计，以湖北省某地区457名来自全同胞家庭的青少年为被试，进行3次追踪调查，考察了教养方式在父母婚姻质量与青少年同胞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控制了性别、年龄段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婚姻质量能直接预测青少年的同胞关系，还能通过教养方式进而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同胞关系，教养方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严厉教养在父母婚姻质量与男生同胞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大于女生，积极教养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女生同胞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大于男生。研究结果对于青少年同胞关系的干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母亲养育压力与幼儿焦虑的关系：亲子冲突的中介作用和母亲正念的调节作用

选取上海市4所公办幼儿园480名4～6岁幼儿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了母亲养育压力与幼儿焦虑的关系，以及亲子冲突和母亲正念在其中的作用。结果显示：(1)母亲养育压力显著正向预测幼儿焦虑；(2)亲子冲突在母亲养育压力和幼儿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3)母亲正念调节了中介模型中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即相较于低水平的正念，在高正念水平下，母亲养育压力通过亲子冲突进而作用于幼儿焦虑的效应较小，母亲养育压力对幼儿焦虑的直接作用也较小。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母亲养育压力对幼儿焦虑的作用机制，为将来从家庭的角度进行实践干预提供了依据。     

“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容易受到同伴影响,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其消极影响,较少考察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招募了77名12～15岁青少年(M_age=14.06±0.74岁,32名女生)被试,结合自适应行为实验范式和冲突信息源范式,考察了信息提供者(同伴vs.成人)和社会信息的性质(均利他、均利己、冲突)对青少年(付出实际代价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公正世界信念特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从而提高捐赠数额。特别是,当同时观察到冲突信息时,青少年仍然受到利他影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榜样而非成人榜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青少年的亲社会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积极的同伴影响,同伴道德榜样对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助益。     

夸夸其谈和埋头苦干

如何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在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面前,有些人夸夸其谈,有些人埋头苦干,态度截然不同。 夸夸其谈的人,很善于高谈阔论教会的前途,人生的价值等等,然而一旦遇到教会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这种人的行为往往与自己先前的高论相反。而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平日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却在平凡的工作中任劳任怨,毫不吝惜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乃至作出牺牲。     

论清代婚姻道德生活

清代婚姻道德生活是通过婚姻选择、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来呈现的。清代婚姻选择受着政治禁忌、尊卑禁忌、乱伦禁忌等的限制。这些限制反映了清代人在婚姻选择方面有着不同的价值动因。就大体趋势而言,道德在清代婚姻缔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式微,而财物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这种婚姻重财之风,使正常的婚姻缔结方式发生了异化,导致了收继婚、买卖婚、劳役婚、兄弟合娶、童养媳婚、抢婚等不正常婚姻的出现。夫妻离婚的权力由夫妻双方、双方父母、家族乃至清朝政府共同掌握,它意味着离婚是一个符合清代正义观的社会事件,离婚过程中的财产处理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     

民主转型与政治暴力冲突的起落:以印尼为例

相较于"稳固时期的威权统治",民主转型初期常常是一个政治暴力风险上升的历史阶段。本文指出,尽管民主化同时蕴含暴力加剧和暴力缓解的逻辑机制,但在一个族群分裂的社会,由于民主化初期政治信任格外匮乏,其暴力加剧机制常常早于暴力缓解机制出现。那么,为什么即使在社会分裂的国家,转型期不同国家的暴力冲突水平仍然出现明显差异?即,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暴力冲突水平高得多?本研究聚焦于政治宽容这个因素,以此来解释多族群社会转型暴力水平的差异。在本文中,政治宽容包括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两个维度,并强调其相辅相成性。简单而言,政治宽容水平高的地方,暴力冲突水平低,反之则否。本文以印尼为例,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与说明。     

从“悲剧诗”到“悲剧哲学”——谢林和黑格尔对悲剧的哲学建构北大核心

继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本质视为悲剧人物的偶然过失之后，谢林首次将辩证法引入悲剧理论，他将悲剧的本质定义为“自由”和“必然”这一对最高哲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关系，以此回应人物过失说所带来的偶然性挑战。悲剧也得以从关注艺术形式完满性的“悲剧诗”转向呈现哲学理念的“悲剧哲学”。黑格尔承接了谢林的这一讨论，将自身分裂、自我和解的辩证法思想与悲剧理论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伦理实体”,悲剧所呈现的不再是最高的哲学理念，而是有限环节的伦理实体力量，这种转换使得进一步的超越成为可能，悲剧的和解也不再是谢林那里双方所达成的平衡状态，而是一个朝向更高理念的动态扬弃过程。悲剧同辩证思想的结合使得悲剧理论从“悲剧诗”走向“悲剧哲学”,这种创造性的建构赋予悲剧以全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