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基于人性本真性的拟人化广告的负面情绪与态度——愧疚感的中介作用

通常来说,商业活动中的拟人化设计可以起到增加亲切感、提升产品评价和增加购买意愿作用。然而,产品广告中不恰当的拟人化设计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和态度却很少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本文以食物广告的拟人化设计为研究背景,发现广告中对食用对象进行不恰当的拟人化设计会让人产生愧疚感,进而对广告态度产生负面态度。更进一步,本文表明这种负面效应只发生在感知该拟人化对象的人性本真性高的情况。当消费者不相信拟人化对象真的会拥有人性(本真性低)时,拟人化广告并不会给人们带来明显的负面情绪和态度。     

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证据为本的实践是西方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发展的重点。目前,证据为本的实践几近覆盖了西方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各个层面,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次体现出证据实例。本文在梳理西方证据为本的实践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比较国内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发现我国证据为本的实践在科学依据、高级别证据、标准化量表、人群与领域拓展等方面有提高空间。同时,本文提出发展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需要关注科学性、专业性和伦理性。     

由道德视阈出发:王弼康德思想比较

在魏晋玄学中,王溺的哲学思想起了奠基者的意义,他的哲学比较好地表达了魏晋玄学的主题,也比较好地实现了儒道思想的会通;既建立了自己本体论哲学,也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以及价值主张。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思想比较,存有许多相通之处。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的自由境界、道德追求以及价值取向和魏晋玄学有许多可比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就构成了两者超越时空的对话。     

是"初筮吉",还是"初筮告"——《周易》蒙卦卦辞异文辨析

通行本和<集解>本蒙卦卦辞"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中的"告",帛书本和汉石经皆作"吉".自帛书<周易>出土以来,有许多学者开始脱离传统的看法,而越来越倾向于以帛书本和汉石经的"吉"字作为正解.然而.从蒙卦卦辞的文意来看,还是以作"告"字是;从赞同以帛书作"吉"为长的各种观点来看.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提出可以站得住脚的论据.虽然帛书<缪和>的确已将蒙卦卦辞的"告"解作"吉"字,但这种解法实际上是对蒙卦卦辞的篡改、曲解或误读;就笔者有限所见,在各种主要传世文献中,至少从西汉时代起,就基本上是将蒙卦卦辞解作"告",而非解作"吉"的.说明作"青"解读的帛书本和汉石经本并非主流版本.     

重构象数:《太玄》的赞《易》之道

"重构象数"是<太玄>赞<易>的主要方法,扬雄由此开创了"以三为本"的玄数系统、"象应于数"的取象法则,其学说渊源主要为"老子生成说"、"天文历法说"、"自然音律说"、"阴阳五行说".这一"综合性创新"的象数构建,注重<太玄>象数研究的宋明思想家以"是否合<易>"为标准,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玄><易>"道同法异",互为补充;批判者则立足<玄><易>义例差异,责<玄>缺陷.     

佛缘会遇时——介绍“老家的鸽群”

这篇文章是济南社会科学院的李家振先生写的。这位李家振不是我。 李先生与我同名、同姓、同年生,但几十年来天各一方,互不相识。我俩得以会遇完全是因有佛缘。     

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

从不同学术进路展开的,关于道教信仰的实践与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断丰富我们对道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腠理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由此,“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也逐步被“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凸显出来。就学理上看,处理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相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道教的义理建构需要内在的一贯性,而这一单数的道教可以成为道教学指向的复数的道教的映照和渊鉴,形成学术潜力和信仰活力的双向互动。     

敦煌本《十王经》文本系统再考察——以经中长行为中心

敦煌本《十王经》是研究十王信仰的重要资料。过去学界已对其文本系统做过诸多讨论,关注焦点主要是图像与赞文的有无。本文则以经中长行为中心,在综合考察诸本同异的基础上,选择较易识别的列名菩萨数,将文本分为四种:三菩萨本、五菩萨本、六菩萨本、十一菩萨本。四种文本的演变,呈现四种特征:同出一源,三菩萨本最早,五、六、十一菩萨本的增衍异中有同,有赞本后出但不一定最晚。本文的考察可使《十王经》各种文本的思想及功能、十王信仰的演变过程更加明晰。     

藏密“大中观”诸派的“最高见”初探

藏密"大中观(dBu ma chen po)"诸派,是指在根本见上与"普通中观见"不同,持"本元心(gnyug-mavi-sems)即如来藏胜义有"思想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朗派等派别。虽然它们的根本见相同,但由于所依密乘最高法门不同,形成了名异实同的"最高见":宁玛派以"大圆满见"为最高见,萨迦派以"道果见"为最高见,噶举派以"大手印"为最高见,觉朗派以"六支瑜伽"为最高见。但它们都认为,作为生命本体的"本元心"在结构上体性相用合一,在体证上见修行证合一、因果道合一;认同心风不二、佛我不二、轮涅无别的本体生命观。从而建构了以"即身成佛"为最高追求的藏密生命本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