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偏好角度看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呈现持续偏高的态势，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存在的性别偏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眭别偏好需要长期努力，从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好德歌

福生于清俭，德生于卑逊，道生于安静，命生于和畅，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过生于轻慢，罪生于不仁。戒眼莫视他非，戒日莫论他短，戒念莫入贪淫，戒身莫随恶伴。默，默，默，无限神仙从此得；饶，饶，饶，千灾万祸一齐消；忍，忍，忍，债主冤家从此隐；休，休，休，盖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礼贤能，奉有德，别贤愚，辨奸邪，恕无识。物顺来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过而不思。聪明多暗昧，算计失便宜；损人终有失，倚势祸相随。戒之在心，守之在志。为不节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劝君自警于生平，可叹可警而可畏…     

请为提升整个社会公民道德水平代祷

现状之描述：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我国公民道德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评析

由李萍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在对公民日常行为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性状,阐释了与公民道德相关的若干论题,提出了提升公民道德的途径和方式,探赜索隐,开拓创新,可谓是目前公民道德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一严整的架构总论和第一章说明了公民日常行为调查的总体状况,概述了日常行为与公民道德的形成。这是一个必要的总体说明和概念分梳。总论介绍了中国公民行为调查的总体状况,包括研究设计、调查假设、样本特征、若干结论。经过精心调查和严密分析,本书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的有效性：以双维认同为中介的多层次模型检验

本研究旨在考察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及其以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为中介的作用机制。采用团队领导—团队员工匹配问卷的调查方法,使用29个团队的样本数据对相应的多层次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分别和同时在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与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之间起到完全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当代中国小公民德育环境中的几个问题

小公民道德教育是一项奠基性工程 ,道德环境对小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为对小公民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 ,必须优化社会综合环境、学校德育环境、家庭德育环境、社会德育环境 ,使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功能互补的机制合力 ,为小公民道德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     

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

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净化城邦的诗乐艺术,意在保障施行正确的道德化教育;二是净化城邦的政坛与民意,以便实现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政治企图;三是净化城邦的公民,试图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挑选合格的公民。另外,"城邦净化"作为一种隐喻,在一定程度上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埋下了伏笔。     

两种不同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之比较

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