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笑有关的三种个体差异和“大五”的关系研究

被笑恐惧、被笑愉悦和笑他愉悦是三种不同的个体差异。被笑恐惧指个体在害怕被嘲笑而产生的恐惧上的差异,被笑愉悦指个体由于被别人嘲笑而产生的愉悦上的差异,笑他愉悦指个体因嘲笑他人而产生的愉悦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大五”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PhoPhikat（修订中文版）为测量工具对武汉市4所高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大学生与笑有关的三种个体差异与其与“大五”人格特征的关系。差异分析表明（1）被笑恐惧,被笑愉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笑他愉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被笑恐惧与“大五”人格中神经质性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外倾性,友善性,严谨性存在显著负相关（3）笑他愉悦与“大五”人格中神经质性和友善性存在显著正相关。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中国梦＂的研究

“中国梦”视闽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开展“中国梦”教育要坚持理论教育与体验式教育相结合、主体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利用好课堂教学主平台、校内各种媒介,推进“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中国梦”社会实践活动,培育选树践行“中国梦”的先进典型。     

微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

随着技术的发展,微博日益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微博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也能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应当引导微博成为思政教育新载体：正视挑战,搭建微博交流平台;提高网络媒介素养,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微博;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开展朋辈教育。     

浅议“90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问题日趋严峻。为此,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成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如学生对社会实践重视程度不够,家长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支持力度不足,学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力度不够,社会没有形成一体化社会实践体系等。各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才能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社会实践的顺利进行,才能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创造优良的实习环境,让学生在社会中不断接受锻炼,丰富社会阅历,增长自身才干,提升专业素养,真正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个性真我,活出经典人生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这才组成了一个斑斓多彩的世界。可是有些人认为,自己如果个性太强,就会缺少安全感,所以便去跟风,和自己相似的人越多,自己越觉得人生和生活会越保险,因此逐渐失去自己的个性。周围的这种跟风太多了：有的孩子不顾自己的兴趣爱好,升大学时偏偏扎堆于所谓热门的专业;现在大学生创业很流行,有的孩子原本适合走科研的道路,可是他向父母一伸手就是几十万的“创业基金”,非要当什么CEO;     

共情对广义互惠的影响：自我-他人重叠的中介作用

与“我帮你,你帮我”的直接互惠相比,“我帮你,你帮他”的积极广义互惠,促使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帮助更多的人。与之相反,“我伤你,你伤他”的消极广义互惠,易导致受害者转变为伤害者波及无辜他人。以往研究未探寻到既能促进积极广义互惠,又能抑制消极广义互惠的因素。采用两阶段独裁者博弈任务范式,通过两项实验发现,共情是一个能够起到扩大积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并削弱消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双重作用的特殊变量,其机制在于自我-他人重叠,支持了自我扩张模型。这一研究为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保障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思路。     

普通高校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量表编制

本研究通过初始问卷编制、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程序,编制普通高校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量表,并进行了相关实证测量。结果显示,量表有8个维度共35个题项。量表的α系数和重测信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要求,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聚敛区分效度与校标关联效度,可用于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测量。测量结果发现,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年级差异。     

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内隐性别偏见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内隐性别偏见与合作行为的影响,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和三种合作范式进行了两个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1）积极想象性接触能显著降低不同性别个体对异性的内隐性别偏见。（2）积极想象性接触仅能显著增加个体在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内隐性别偏见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积极想象性接触既能减少个体对异性群体的内隐性别偏见,并可进一步促进两人情境中与异性间的合作行为。     

邬丽珠：白话现代下的酷儿形象

邬丽珠是中国第一代著名的女武打电影明星,被冠以“东方女范朋克”的称号。本文以理查德＆#183;戴尔的明星研究作为方法,研究了基于白话现代主义基础之上的邬丽珠的银幕上下的形象,并试图结合酷儿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