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彖传》所揭“时”、“时义”、“时用”三者内涵实乃六十四卦卦义通例

《易·彖传》说《颐》、《大过》等十二卦时,分别用到"时"、"时义"、"时用"三个概念,此三者内涵实可作为六十四卦卦义之通例。若详绎此《周易》"大时之义",对认识儒学《易》理乃至全部儒学思想体系,意义所关至大。     

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与制度转换

实现人的欲求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动机,满足生活需要是文明制度的根本目的。怎样将欲求转换成财富,进而以财富厚养民生,这是历史进步的永恒主题。对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旨在通过正本清源的逻辑批判,将抽象的天理还原为具体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管理,并探索一条化情为理、转欲成力的价值创造道路。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澄明及时代定向

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学界研究现状看,马克思“历史哲学”存在一定程度的隐退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文本处于分散化、隐蔽化状态;其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造成其抛弃历史哲学的假象;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科学”面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哲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需要穿越导致历史哲学隐退的屏障,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加以澄明,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今世界发生的新变化明确其时代定向。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任务。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现代设计美学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现代设计美学的学科建构必然要基于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现代设计美学与美学,现代设计之美的特质,设计与艺术,设计之美与艺术之美,现代设计美学所涵盖的内容等。对现代设计美学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对这一学科进行诠释。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

一、问题的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恻隐之心。因此,把握恻隐之心的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儒家的人性论至关重要。究竟何为恻隐之心?它与孟子提到的其他三种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参见同上])关系如何?近年来,西方学者往往从同     

论“仁”的生态意义

本文以当代生态哲学的道德共同体为切入点来分析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仁的演变过程及其生态意义,从当代生态哲学的角度给予了新的确证(justifications)。儒家的道德共同体以仁为核心或纽带,其范围包括天地万物。仁的基本含义是爱,孟子把仁推广到爱物,董仲舒提出爱民,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郑玄提出仁为爱人以及物。至宋明时期,理学家明确地把仁提升为全德之名,又把天地的生生德性作为天地之仁、天地生物之心。仁作为生生之德,成为宇宙的合目的性。理学家又说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样,天地的生生之德、仁、人心就被统一起来,仁从而获得了贯通人与天地万物的本体意义。仁还是一种感通的道德情感,大程、阳明等主张通过感通与恻隐更为主动地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些解释既有丰富的生态功夫论的内涵,也有丰富的生态境界论的内涵。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