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

今夏气候有所异常,南方偏凉,而北方奇热。仲夜,行方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土人,相对品,作竟夕之谈。土人以“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为题,以第一人称叙述其关于梁武帝的追索研究,令行方一改以往梁武帝观感,一时竟忘却褥暑。土人模仿佛教经籍作法,一口气讲了十篇故事（品即篇）,即在“序品”之后,分别以情爱品、事业品、信仰品叙梁武帝生平,以爱好品、学术品、暮年品、死亡品分别作面面观,终以“重来品”作结,叙梁武帝之于今人的关系。行方听来,但觉亦真亦幻,一时不能自己,遂令土人三度删改,而后刊布于此。在北国古都的某个名…     

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

“自我”既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心理学上的“自我”是哲学性质“自我”的推广运用。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法藏学行及其佛事活动考析

法藏,历唐代高、武、中、睿、玄五朝,每每受到推崇,堪称帝王师,但他不重虚荣,用圆融思想弘扬华严,倡导华严,和谐世人。法藏一生参与了众多宗教及政治活动,颇具神奇色彩。作为华严宗的实际创立人,法藏曾在长安、洛阳两地主持多个寺庙,尤与荐福寺、法门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担任荐福寺寺主期间,主持翻译佛经、设坛祈雨,并圆寂于此,是荐福寺历史上成就最为卓著的一位高僧。法藏16岁时曾于岐州法门寺阿育王舍利塔前燃指供法,61岁时曾亲身参与法门寺迎奉舍利重大活动,与法门寺亦有着切身的渊源。     

历史课堂自主学习的实践与探究

“授之以渔”是我国历代教学的经验结晶。“教学”的真正含义应是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所以教会学生学习，让学生自主登上历史学习的舞台，才是传授了打开信息之锁的钥匙。     

扬雄的太玄哲学

扬雄政治上主张改革,价值上维护天人相应正统核心话题,率先批判谶纬神学,批判经学神秘化。他模拟《周易》、《论语》,撰《太玄》、《法言》,建构太玄哲学体系,以维护孔孟正统。他借天命以明人为,托圣训以砭时政,试图化解西汉末年政治和价值危机。化解政治危机的要旨是身正而政正,立身就是修养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仁、义、礼是人身所具有的天性,不能丧失,具此五者,才会实行仁政德治。在人性论上,他试图圆融孟子与荀子的善恶论,而提出"善恶混"的主张,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的束缚,提出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等权力,这是化解社会政治、价值危机的人性基础。太玄哲学与《周易》以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展开世界图式不同,而以天、地、人三才的三分法开出世界图式,建构了玄、方、州、部、家、赞的逻辑结构。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