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稽古”到“同天”:《尚书》“以尧为始”的政教意义

在儒家关于三代以前的探讨中，上古圣王众多，但孔子删定《尚书》,却独以《尧典》作为开篇。郑玄云：“《书》以尧为始。”如果从孔子的“删削之意”出发，那么“以尧为始”的根本依据来自于帝尧禅让的特殊地位。在历史上围绕着帝尧形象与禅位事迹的争论中，“稽古”意味着尧之禅让只是顺考先王之道的一种表现，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教价值；“同天”则突出了天命的显现与指示，以及圣人的抉择与承担，由此赋予了帝尧禅让“政教之始”的地位。只有在“同天”的语境下，帝尧禅让才能真正作为垂世立教的事件存在，天命之“公”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善书：理解王徵“畏天”思想的一个新角度

在晚明奉教士人中，王徵以其“畏天爱人”之说独树一帜，基督宗教原有的信爱论在他这里变成了“畏天”说。论者一般认为，这种“畏”的宗教情感，是王徵以儒释耶的结果。本文挑战了这种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王徵“畏天”思想主要来自善书。通过对王徵所用“畏天”一词语义的考辨，作者确定，其用法与善书最为接近。而王徵从小所受的善书教育以及他本人对善书从未间断的修持，证明这种相同不是巧合，而是王徵从善书那里习得的结果。     

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

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常常被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此命题的提出实由“越有三仁”的话题所引出，本为论说“仁人”之标准而言。故必须从董仲舒的仁说出发，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其“正谊明道”原初的思想旨趣。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     

夫妻爱已枯 天风吹又生

<正>来自天父爱的清风,吹绿了我们夫妻业已枯干的爱情,使我一辈子忘不了《天风》。2008年11月6日下午,秋高气爽,我们睦邻团契5位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唱诗、祷告、读经,领悟基督耶稣所赐的新命     

父爱的姿势

父亲是家中的“天”。有“天”在，则阖家清风朗月，四海靖宁。每每望着“天”的背影，我都会读出一腔感动和敬畏——不独他是父亲，也是因为那些定格在记忆中的姿势。     

关于人天依存关系的时空表征

人与自然（天）的依存灾系，既有必然的科学基础，也有客观的理论根据，还有着真实的时空表征，即人天在人类历史层面上的时间表征，和它们在现今全球层面上的空间表征。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天依存关系的时空表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义命合一——兼论船山哲学中“命”的多重含义

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天人授受之际的那个发生。天之授,命也;人之受,义也。义是命之义,义之所据即在命中;命是义之命,天之授须人之义方成其为命。如此,人非创造命,亦非命的附属品,而是命的生成的必要条件。此之谓"义命合一"。     

《管子》“持满者与天”命题中的存在关怀

在“天人合一”的框架内,《管子》提出“持满者与天”命题,从而勾勒出一幅“持满有道”景观,且又包含着存在论意义上的持满关切之深沉蕴意.这持满关切,当落在持满者对先与后、忧与乐、生与死的存在关怀.在“夺余满补不足”中看到《管子》有价值的公正观念及其相关德性.对于“持满者与天”命题中所包蕴的存在关怀之精神,其当代意义不可忽略.     

以"法天不息"的精神贯通伦理与人生--文山精神世界结构层次的哲学阐释

文天祥虽然较少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以“法天不息”作为自己精神的核心,建构了广阔的精神空间,贯通了伦理和人生,自强不息地进行修养。爱国主义是他的最高伦理成就,他还超越伦理与宇宙大道合一,达到了人生的大自由境界。他以生命验证了儒家文化的内在尊严和精神高度。     

“绝地天通”中的宗教与历法

绝地天通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宗教事件,也是历法事件,因为中国古代巫教的核心就是天文历法。绝地天通确立了统一历法,重黎是掌握历法天道的巫师,它与《尧典》中的“观象授时”和《易传》中的“神道设教”都是以天文历法为核心,确立了自然与文明的区隔,却并非绝对的天人分裂,而是总体上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