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房注释解》问世

由陈庆照、李障天注释的《管子房注释解》 (下称《释解》)已由齐鲁书社出版。《管子》非一时成书 ,在古籍中最早提到《管子》的是《韩非子·王蠹篇》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 ,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获得三条信息 :一是在韩非那个时期 ,治理国家的都会以商、管之法作为理论证明 ;二是《管子》之论法在当时很普遍地被大众所接受 ;三是管子的文章对时人来说并不难读。管子的文章在汉刘向以前是以散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 ,至多是分专集形式出现 ,流传很广 ,影响颇大 ,但篇目重复 ,多古字、内容有异。后经刘向校雠 ,删除其重…     

道教节日

三清圣会道教信仰的最高尊神为“三清”。道教相信“三清尊神”是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出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出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出神宝君。三清都是元始天王所化法身。《列仙传》说: “元始天王在天地末分时之一元精气,在大罗天上,化身于三清。一化无形天尊(今称元始天尊),常住清微天之玉清境;二化无始天尊(今称灵宝天尊),常住禹馀天之上清境;三化梵形天尊(今称道德天尊),常住大赤天之太清境。亦即元始天尊常住的境界,是三十五天之上的玉清境;灵宝天尊常住的境界,是三十四天之上的上清境;道德天尊常住的境界。     

福州教区玫瑰山庄建成20周年回顾

1993年7月13日,年逾八旬的郑长城主教(1991-2006年)修建福建省福州教区玫瑰山庄,地处长乐市古槐镇龙田村。玫瑰山庄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此后,玫瑰山庄每年接待来自国内外的朝圣者一万多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2013年7月13日,玫瑰山庄庆祝成立20周年。郑长城主教圣名若瑟,1912年1月14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县古槐镇龙田村。1926年入福州圣     

晚清民国镇江清真寺伊斯兰教刻经述论

晚清民国镇江清真寺刻经是中国回族出版史上的重要一页。出版的伊斯兰经书尚保存至今的至少有17种,刊刻工作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终于民国八年(1919年);刻经地点则是镇江两所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主要的清真寺——剪子巷清真寺和山巷清真寺;多数为新刻,也有汇集已有经板重印的;刻经资金的最主要来源是教民捐资;所选书籍则多为价值最大也最为流行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经的繁荣和镇江当地伊斯兰教学者的参与、镇江邻近江南伊斯兰学术中心南京、刻经中充分的准备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宗教事业的恢复等因素有关。而刻经的衰微,则主要和刻经作为一种出版事业没有能够跟上近代中国的时代潮流有关。     

尊重古意,别出新裁——论《赵州录校注集评》的禅籍整理特色

关于对佛教经典的注疏如何看待的问题,明末莲池 宏在<竹窗随笔>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当时有人评论说天如惟则会集的<楞严会解>是"天如之<楞严>,非释迦之<楞严>",莲池回应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是初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执著,遂抛下所有古人的注疏都不看,那也是错误的.     

浅议天龙山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

天龙山石窟上承东魏、北齐佛教造像之余韵,下开盛唐丰腴健美之风尚,是独具特色的佛教石刻宝库,反映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卓越成就,呈现出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艺术的一面。2021年春节,天龙山佛首的回归首秀,吸引了无数人将目光投向这片历经风雨、受尽浩劫的石窟。     

从道教学视野考察王羲之父子书法“即兴创作”

魏晋书法创作受玄学影响,讲究"得意"。偶然寄兴,随机生发,意到气到,一鼓作气,一挥而就,与环境形成互动,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与社会效应。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通过即兴创作诞生的书法杰作。二王作为天师道徒,其书法即兴创作既展现了自身创作才能,又反映了通过书法弘道扬德,普度众生的情怀;同时,也蕴含了畅神登仙的艺术效果。然而,这种创作是平时积累悟道功夫的结果,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耶稣复活是信友生活的基石

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食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     

以“啬”治人事天

中国的道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支柱之一，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

师道运动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士大夫的师道意识高涨,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师道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中晚明,经过王阳明的重新提倡,到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师道运动重新达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都有所体现。余英时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阳明学师道运动主要是一条“下行路线”。本文则注意到,明代晚期曾出现了管志道、杨起元等学者以及张居正等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泰州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师道运动,企图重新恢复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教秩序,揭示了一条“上行路线”;另外,代表了地方士绅、商人、富农等“中产阶级”利益的东林学派和黄宗羲,则试图限制君权并进而与君主分权,这一路线可以视为“中间路线”。从这些方面看,晚明清初的社会改革路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