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善与恶

读经：“天主造人原很正直，但人却发明了许多诡计”。（训七，29）从这段经文可说明，天主所造的人原是美好的，但后来变坏了。为什么会变坏了呢？《创世纪》清楚地告知我们，这是由于原罪的影响，人性遭到破坏，孕育了罪恶的倾向。 　原罪对人性的破坏程度究竟有多大，历来说法不一。白拉奇认为原罪没有遗害后代的人类，原罪对人类只是一种影响，原祖亚当、厄娃违命犯罪，后代子孙便效尤作恶。而马丁·路得则主张原罪完全破坏了人性，人生性是恶，无可挽救。 　关于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不仅在基督宗教内有争论，就是在我国古代社会，亦有…     

2010香港道教节的意义

<正>"道通天地继往开来",是2010年第十届香港道教节的主题。"道通天地"者,所强调的是,"道"贯通于天地之间。而"继往开来",是自勉要继承前人的事业,开辟更灿烂的未来。香港道教联合会举办第十届道教节的目的,就是希望做到继往开来,将贯通于天地之间的"道",进一步在社会上弘扬。自2001年起,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香港道教联合会均公开举办道教节庆祝活动,以纪念太上道祖诞辰,并与市民同乐,更透过各项公开活动,努力宣扬道教义理文化,希望以中华传统价值观念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情感主义、劝导性定义与邓小平理论

斯蒂文森的观点是 ,给一个价值语词或带有情感意义的语词下定义 ,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达到认识的目的 ,而不过是推荐某种事物 ,劝导人们接受该事物而已。本文认为 ,邓小平给社会主义重新下定义 ,并非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 ,而是旨在破除原有定义的狭隘性 ,以使市场经济能够划入社会主义的范围内 ,其作用在于劝导人们接受原不可接受的东西。本文承认情感主义在善 (好 )观念解释上的重大意义 ,但认为在正当或正义观念上持情感主义是不可取的 ,为使社会获得某种稳定的基础 ,一种合理解释的正义观念是必须的。     

中南神哲学院讲授《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情况的汇报

中南神哲学院自2002年10月开始开设《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课程以来，按照“一会一团”的统一计划，进展顺利，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教学任务。     

道教外丹长生理论的内核探讨

"外丹何以长生"是外丹理论的核心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回答几易其说,从汉代的通过祭祀、封禅召唤仙人以成仙,至葛洪提出的"假求於外物以自坚固",至其后的外丹是矿物之精华、是天地之元气,最终的演化为外丹是"道"的显化,故服之可长生。炼制外丹的材料也从五金八石发展为唯铅汞论,乃至真铅真汞。真铅真汞并非现实中的金属,而是阴阳二炁、先天一炁,传统的外丹炼制方法对此已无处下手,而内丹术则从人体自身找到了办法。唐宋内丹兴起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丹理论已经走向终点,而内丹理论承接转向,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十方院道观

鹿泉市在 1994年以前称作获鹿县。县城西矗立着重檐九脊歇山顶的威远门。门外向东流淌着一条太平河 ,河上横跨着一座幸福桥 ,桥头顺南直通向黄琉璃瓦顶牌坊式的三券门 ,门旁飘拂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面旗幡 ,门楣上书三个大字———十方院。这就是河北省著名的道教宫观。进院门后 ,迎面是灵官殿 ,往里面是五脊歇山顶、四周回廊式的玉皇殿 ,台阶、前檐、拱桥顶式的三祖殿。从三祖殿两旁甬道穿过 ,就到了最里面的三清殿。这些主要建筑均分布在中轴线上 ,属我国古建筑中的典型模式。东路建有药王殿、慈航殿 ,西路有财神殿、城隍殿、元辰殿。…     

横截性、和谐与天地之间的人

真正的理论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吉勒·德勒兹 仁近于乐。——孔子 所有的音乐都是和谐的，因为和谐是音乐存在的首要条件。——米盖尔·杜夫海纳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最高善说（至善说）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牟宗三先生晚年对康德此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对康德“至善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之解决模式等，提出了基于新儒学立场的批评意见，并试图依据晚年创构的圆教模式，把最高善问题纳入圆教模式中，对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和说明。牟先生的此系思想是现代新儒学对康德最高善学说的一次批判性超克。     

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针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排佛、反佛浪潮，契嵩作《辅教篇》，阐明儒释一贯的主张，捍卫佛教。在《辅教篇》一书中，契嵩分别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本体统一性、伦理规范的相互贯通性等三方面阐述、论证了儒释一贯思想。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无论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