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伦理学基本问题及其范例

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伦理学基本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在前人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个人生存于社会,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同样,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现实意义的个人。个人有着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利益,同样,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结构与利益。个人与社会从来就是伦理思考的两极。相对于个人,社会又可区分为他者与社会整体这样两个层次。儒家和基督教伦理,是从他者的角度,从仁爱或爱人来达到社会或人类之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从社会共同体维度进行论证,强调社会整体正义或社会共同体的善的至上性。霍布斯与曼德维尔则从个人维度为个人的存在与幸福进行论证。卢梭则将自爱与博爱和人类之爱贯通起来思考,提出自爱为前提,而同情心是从自爱到博爱(仁爱)的关键。     

论应用伦理学的问题意识

一从反思和批判中发现问题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带着深沉反思和厚重智慧在薄暮降临的黄昏时分悄然起飞的"密纳瓦的猫头鹰".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从表现形态上看,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     

论程朱易学异同——两贤如何理解《周易》其书

当今学术界对程朱易学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言朱熹易学继承程颐的学风而形成．一育程朱二者是敌派。对程朱易学的关系．尽管学术界的看法相距甚远。然而对其问具体的异与同．似乎至今尚缺专论。笔者以为．两贤对《用易》其书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而治易方法及其体例自然相异。伊川认为《周易》是明道之书。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其解说;朱熹则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以之解说《周易》之本义。但伊川也不曾否定《易》有卜筮之用,朱熹亦未尝言《易》中毫无义理。简言之．两贤易观中宾主相反而已。     

道教与六朝山水绘画美学的建构

本文认为六朝时山水审美独立意识的发现,和山水绘画美学理论的建构,都受到了道教包括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山水绘画美学的三个重要命题“澄怀观道”、“明神降之”、“气韵生动”,都受到了道教美学思想“道”美论、“明神”或“神明”的宗教化审美体验论、“生”美观等的影响。     

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荀子美学思想研究

荀子从本体的高度,将人的审美需求,视为人本性的一种需要,作为其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并把美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象征、表达或物化形式,予以了肯定。这样,荀子从实现社会整体的理性整合及对个体感性的节制与改造出发,将审美引向了政治、伦理领域,虽然在当时美自身尚缺乏自足性,但却获得了为当时社会理性所能认同的人文内涵及存在价值,也因此礼文之美、美善相乐、中和之美成为荀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     

坚持正信扫除邪恶维护社会的稳定与人性的尊严

邪教,是邪恶势力的代名词。它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天主造化天地和人类之后,魔鬼对人类始祖的引诱,试图改变人类与天主和谐的关系,最终将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邪教,只是魔鬼遗留给人类社会的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追求良善的大敌,是文明社会的破坏者。对于天主教来说,我们两千年来的救恩史,是在对这种寄生在人类机体上的邪恶势力不断进行顽强斗争中前进和发展的。与邪教的较量,是我们执行天主的救恩计划,引领人们脱离罪恶的神圣使命;与邪教的斗争,是我们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参与社会的文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重要的…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