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仁德观及其伦理价值

"仁"的字形演变说明了仁德的内涵在先秦就已经发生了流变。深入探究仁德的内涵,需要从儒家思想继续向前追溯。老子的仁德观是将"仁"置于其"道、德、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中论述的。仁德是完整德性朴散为"下德"之后的最初主导德性,承接了道德的终极关怀。就"仁德"的品德内涵而言,尊道贵德是"慈爱"生发的保证,慈爱与对善的追求是一致的;需要重视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差异性和本然性,从而表现为包容;仁德具有柔和的特性,是柔弱而非强势的。对"绝仁弃义"的解读,应重视老子仁义观所具有的超越论特点,也要看到这种超越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     

佛法浅谈北大核心CSSCISSCI

佛教或佛法,实为心法。吾人信仰佛教,皈依佛教,理应明了此理;并且要以明了此理为前提和根本。——传印一佛教的根本是佛法,佛教大乘经云：＂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若就凡夫来说,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惟此心法每人本自现成。所谓心法,即汝我现前一念心性（精神活动）,所以佛教或佛法,实为心法。吾人信仰佛教,皈依佛教,理应明了此理;并且要以明了此理为前提和根本。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吾人现前一念心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而能生万法。所谓法,即事物。万法虽多,可以＂十法界＂统括而无遗。所谓＂法界＂,即是事物的界限或范畴。六祖大师所说心性本自清净等,即是真如。真故,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和礼学内容的<诗>学著作,作者一方面以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论<诗>,大力张扬诗歌的性情,继承并发展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思想,以性情作为诗歌"言志"的内涵,使儒家诗歌理论建立在心性哲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礼义学说对诗歌情感进行约束和规范,表明了儒家对待情感问题的原则立场,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中国儒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框架在此已经隐然成型.     

论《庄子·天地》篇中“玄珠”与道教的关系

《庄子·天地》篇中之“玄珠”本意是比喻道家的形上本体之“道”。由于“玄珠”渗入了神秘性内涵,因而道教对其进行了借用与发挥。在外丹术中,“玄珠”是水银的隐名;在内丹术中,“玄珠”是内丹的别名。道教内丹学是心性之学在其理论上的表现,随着内丹学的发展,“玄珠”又被看作心与性的代称。道教赋予“玄珠”以宗教与信仰的内涵,其对“玄珠”这个特殊概念的借用和发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对道教的深刻影响,以及道家与道教的亲缘关系。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

本文以阳明后学为研究主体,试图疏理明中叶后三教合一的衍变形态,并论证它呈现出从"以良知范围三教"到"以孔矩收摄二氏"的思想转折.这个思想转折揭示了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观,不再以"如何确立良知主体"为主体意识,反之,鉴于当时的合流过度强调教体的"圆融性",对教法"规范性"有所疏略,导致"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然从以"良知"为主体到以"孔矩"为规范融合主张的转变过程,也明显地透露了两大值得思考的讯息:一、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二、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淮南子》中的“性”与修真

正在《淮南子》一书中,其理想人格的代表是真人,真人优游于世,超越生死并具有无限能力。"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本经训》)"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