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实理实说”,孔子修《春秋》是包括匡扶正义的霸业在内的。但在华夏内部,则重在君臣大义与维护它的礼制制度。陆九渊不满于汉儒天人感应论走向歧途的牵强附会,但更在意人们对天人感应神圣性的疏忽和懈怠。他要求从宇宙论的根源去看待灾异,而这根源实乃发明圣人之心而来,最后则落实到君王救助灾异的主体职责上。     

《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本文论述了《管子》的生态哲学,认为:《管子》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根据和调节机制的和谐平衡的有机整体系统,认为天地生态系统遵循着基本的生态法则,阐述了“人与天调”、“天人相因”的内在统一的生态存在论和实践观。《管子》以“道为物要”的生态价值观为基础,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把人类的道德推广到自然万物,提出“德润万物”生态伦理命题。《管子》从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内在一致性。《管子》主张遵循天人感应之“时德”的农业生态伦理与政治生态伦理。《管子》把生态伦理法律化、行政伦理化。     

张伯端“道禅合一”思想述评

本文认为张伯端的“道禅合一”思想,不仅为金丹派南宗的性命之学奠定了哲学理论 基础,而且其所阐发的“达本明性之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道教传统的修道理论,特别是他对禅 宗“明心见性”的借鉴,提升了道教的精神超越之境,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 张伯端“道禅合一”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之述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张伯端是如何通过引禅入道 而促进道教更新发展的。     

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在联合国世界宗教领袖和平千年大会上的发言

我来自东方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中国。中国的道教是根植于中华土地的中国固有宗教 ,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伦理思想 ,充满至善至诚的人文精神和思想的智慧。中国道教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 ,反对战争 ,维护生态平衡的主张 ,经过近两千年的实践 ,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心灵 ,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在意识。几千年来 ,道教徒遵循着道法自然、天人一体的原则 ,把慈爱和同、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保护环境作出积极贡献。当今世界生态危机 ,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把自然视…     

“三教合一”传统下的民间儒教——基于云南汉地一个经忏组织的考察

“敦伦堂”作为云南汉地的一个民间宗教组织,从其宗教仪轨来看更像民间佛教和民间道教,但它以“儒教”的名义面对大众,一方面表明云南汉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本来就具有“三教合一”的传统,另一方面反映出“正信”的佛教、道教的“信仰供给短缺”.它被当地民众认同的程度表明,民间儒教作为与释道两教并立的“三教”之一,也可为百姓提供与佛教、道教相近的宗教服务,并且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功能.     

少林寺的禅七生活

禅七,指禅僧以七日为期,闭关坐禅,参究心性,以期证悟。根据需要,从一个七乃至十个七不等。古制,丛林每年冬季打禅七共四十九天(七个七),至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圆满。     

自力更生 走自己的路——带岭清真寺的自养情况

伊春市带岭区是黑龙江省一个比较典型的林业小镇,是省森林工业总局的林业实验局,也是一个涉外工作量比较大的政企合一的单位。全区总人口三万六千多人,回回有六十三户,三百五十余人。带岭区清真寺自八一年恢复以来,极大地方便了全区广大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朝鲜儒学者对人的道德心性的深入探索、士人们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以及学派的分化和党争都与此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