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易学思想管见

对于程颢易学思想,学界述及较少,本文仅从"生生之易即为道"、"天人一也"、"只心便是天"、"形上形下之辩"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程颢以易为道,认为道的内容即是生生,生生之易为道体,为天理.从具有普适性的道、天理出发,程颢提出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中,程颢彰显了人的价值意蕴,认为"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人为天地心","只心便是天".同时,以道、天理为基础,在道器关系上,程颢阐述了道器的清晰区分和真正关联,并更加重视道器的圆融为一.     

《乐记》:以治道为目的的音乐观

《乐记》是儒家音乐理论重要的一环。《乐记》开篇立论就将音乐定位于治道这样一个目的,通观整篇《乐记》的论述,可以说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这是对大一统时代要求的鲜明反映。具体来说,《乐记》像《乐论》一样,是从情感问题出发的,但与《乐论》有所区别的是,《乐记》立即明确地提出了针对情感问题的治道理论。《乐记》随后分别考察了乐与礼、德、化、天四个方面的关系,从而使其治道音乐理论得到完整的阐述。《乐记》的理论成为后世儒家音乐观的重要范本。     

试论李昌仁的道教炼养思想

李昌仁为清末著名养生家,生卒年不详,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自幼有出尘之志,常于释道二门寻师访道,觅玄寻理,后得遇真师指示真诀大略,再加以勤参苦悟,密修至道,八载功成。李昌仁有感于真道难闻、玄理幽深,于是将自己所悟所得整理成册,成《玄妙镜》一书,以期能为后学指迷解惑。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名为"入道真诠",详解天地生人、人能成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发展——柯林·海伊教授访谈录

访谈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及其遗产、列宁与葛兰西国家理论的异同及思想史效应、"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实质与影响、雅索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当代地位这四个重大问题展开,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当代英国的基本发展线索与理论面貌。     

为什么是智仁勇之德,才开启了中庸的可能性?

中庸之道不可离,然而它又是不可能的,在《中庸》这种矛盾的叙述中打开了中庸的内在困厄。对于中庸而言,只有在智仁勇三达德中,中庸之道才能开启。为什么恰恰是德,而不是其他,构成了进入中庸的惟一途径?文章试图追问此一问题,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对此加以逻辑地展开:中庸是性、道、教的相互通达构成的文化境域总体,而在个人的修道活动中打开这个境域总体,也就是在修道活动中挣脱已经现成化的文化境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文化境域总体,而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内在困厄的实质。也只有德才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     

"土火相乘"政治剧的重演

“尧后火德”说本是为了证明汉家天子具有君临天下的资格而炮制出来的,但在西汉和东汉的末年,此命题分别为有觊觎帝位企图的野心家所利用。本文主要考察了西汉末年的王莽和东汉末年的曹丕利用尧后火德说来制造舆论借口,以“受禅”方式篡夺汉祚、完成由“火”到“土”的德运更替的过程。     

弗洛伊德论上帝的形成（二）

上帝是西方宗教信仰体系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它是宗教信仰者将他们不能理性解释的各种恐怖力量人格化之后所形成的崇拜对象,同时信仰者也通过祈祷、牺牲、读经、参拜等各种宗教仪式来表达他们与上帝的联系。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这个上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弗洛伊德认为所谓上帝就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中对父亲形象的一种扭曲的记忆和病态反应。他的这个结论来源于他对人类原始社会关系的猜测和对儿童普遍心理情结的分析,其意图是将个人行为的理论与人类古老的历史融合在一起,通过分析上帝的形成史来支持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在《图腾…     

信息生命科学——对于信息量生命、本体信息演化规律特征的探索

信息生命科学不是生物学计算机化,不是生命科学,也不是生命信息科学,而是信息生命科学。     

从“德性”到“德能”——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

《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德目表尽管令人困惑,却并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也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对相关议题的忽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这项工作连同他在虔敬(信仰)、慷慨、仁慈和信义等问题上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德性论的全面背离与颠覆,实现了从"德性"到"德能"的转化。"德性的政治化"与"德性的去道德化"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尚未完成。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