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内外——以简帛《五行》篇为中心

本文主要针对简帛《五行》篇中的论述,探讨德的内外之分及内外的关联。《五行》开篇即区分了"德之行"与"行",以此强调了德的内在向度的重要性。该篇还同时指出,"德之行"呈现于内的正是以情感为代表的各种内心活动。而《五行》经、说有关慎独思想的讨论,进一步阐发了德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心的情感因素被规定为外在行为所以然的依据。《五行》篇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德行或仪式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并没有排斥或贬低外在的形式,而只是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外在仪节。     

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交流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丝绸之路见证了世界诸多宗教的传播与交往,承载了不同宗教的思想创新与历史进程。今日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过程中将焕发生机。彭树智教授在《文明交往论》中写道：＂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文明交往之路,都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尽管开始于政治军事,繁荣于商旅交通,但是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往。或者可以说,丝绸之路的核心作用之一,就在于人文交流,＂民心相通＂。     

理不迁、物不迁与心不迁——憨山德清对僧肇“物不迁”义旨的诠释

正憨山德清的《肇论略注》在晚明佛教界多年"物不迁"诤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注既整合各家的注疏,又融入自身的禅观体验,是晚明注释《肇论》的重要论述。本文通过着重分析《肇论略注》以及憨山涉及"物不迁"义理的其他著述,说明其在诠释"物不迁"义理时所展现的特点。具体说来,憨山"物不迁论"义理的诠释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逻辑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数学(英文)

中国传统数学在中国古代逻辑特别是墨家逻辑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推理体系,即:以"以类合类"为基本方法,以"类"和"分类"为核心成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形式。正是由于这一推理体系,使得中国传统数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逻辑不是阻碍了中国传统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数学所蕴含的逻辑方法并不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弘扬道教文化 加强交流合作

正本届论坛以"行道立德、济世利人"为主题,契理契机,对于引导道教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正信正行、服务社会、促进社会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届论坛关注人类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运用道教的思想和智慧,问诊把脉、探寻良方,体现了道教界对知行合一的不懈努力,对时代责任的自觉担当。本届论坛既有大会演讲,又有电视论坛和分论坛讨论,纵论文化之道、养生之道、天人之道,畅谈道教慈爱精神、诚信思想、生态智慧,主题突出、视野开阔,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周人“德”的内涵及其思想逻辑

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消费方式生态化的价值诉求

推进消费方式生态化是生态文明对消费方式的要求,其价值诉求是要实现消费的经济合理性、生态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消费方式。为此,要变革消费主义张扬的过度消费与短缺消费、非生态消费、奢靡消费与低俗消费等反伦理、反生态的消费方式,使消费方式"合度"、"合宜"、"合道",大力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文明消费。只有生态化的消费方式才是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海外华人社会网络与华人宗教传播:泰北德教团体创建考

本文以泰国北部地区清莱、喃邦二府三家德教团体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的特刊、乩文、碑刻、回忆录等泰国华人文献及口述史料,勾勒这三家德教团体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创建与传播的历史过程与具体机制,试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海外华人社会网络与华人宗教传播的关系.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天人和谐思想对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现代价值

面对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人类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方面,被公认为人类文明之杰出成果的老子《道德经》,毫无疑问可以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