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性思维的生态体验性

中国古代人的哲性思维呈现着一种生态化的特点，它体验性且合理性地表征了生态——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诗意化地悟解着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内在机理。她在以“一”为始，以“无”为本的“大道”之境中，将实存的“有”消遁在本真存在的“无”中，从而去“活化”性地探求天地自然存在之本，梳理人的生命存在之根，去透析“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生态节奏韵律与无穷意味，同时还力在打造一种内蕴精神生态平衡节律的“生态人”。本文所分析的太极、“无”性、“化”，性、“心“性和“游”性等思维范式就明显呈现着这种生态体验性特点。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孔子“举国门之关”解

《列子·说符》、《吕氏春秋·慎大》说孔子能够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这个"关"不是"门闩","关"是指关闭城门所用的插入上墙和地面的孔中的木头。孔子举国门之关,就是把国都城门用来关门的插入上墙和地面的孔中的又粗又长又重的大木头举起来。     

以中国古代诗歌为例浅议文言组诗发展历程

文言组诗这一概念，在古人谈论较少，甚至是不被谈起的，至少在现代被西方语境催生的文论系统建立前，组诗基本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文体学形态。但同时我们看到，大量组诗或近于组诗的文本确实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本文谨以中国古代诗歌为例，浅析文言纽诗的发展历程，尽一己之力为之明源流，别异同，亦算为文言组诗正名。     

"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

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     

晚明清初儒学转型中的性命论演进

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性命论在晚明清初儒学转型进程中呈现极为复杂的发展形态。于晚明三教合流趋势中,部分儒者所持性命论主张对佛、道思想具有极高程度的包容力,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正统""异端"之争;于心学修正思潮中,东林学派及之后刘宗周对传统儒学"性命"之说秉持更为严肃的坚守态度,如此,"性命"的客观义、超越义得到强调;清初,在形上学渐趋没落之际,部分儒学人士对"性命"的诠释多从"材质之性"谈起——侧重对现实人生延续及发展等诉求的考量,此时性命论"天"字义渐次流失,"命"的世俗义得到落实。     

论马克思的存在概念

所谓存在论(Ontologie)就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存在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它的理解直接关涉马克思哲学观的整体理解。通过马克思对存在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其存在论的特征。本文认为在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体系中,马克思将存在理解为感性的,并将感性理解为对象性的,又将对象性理解为对象性活动,而对象性活动在他那里乃是否定性活动。具体而言,它体现为如下两大原则。     

“上升之路”与“下降之途”:《最后的晚餐》中的神圣之光

本文基于对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在圣母感恩修道院的《最后的晚餐》中人物表情与动作定格的瞬间——耶稣所散发的神圣之光的观察，结合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社会文化背景、画家的手稿笔记、非传统壁画的技法，发现画中被神圣之光照亮的瞬间，是决定个体灵魂价值的关键时刻，是画家将理念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表达。作品中蕴含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念和表现方式，往往不易被人察觉，画家创作的诸多秘密便隐藏其中。     

公益行为心理研究的奠基之作——评专著《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济、扶弱济困"优良传统,老子的"慈"、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守望相助"、墨子的"兼爱"等等,都含有丰富公益慈善观念。在新时代,公益行为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鼓励广大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宋儒身心之学的双重关怀

两宋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崛起,建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身心之学。宋儒面临社会关切、个体安顿如何统一的难题,故而其身心之学包含着道德修养与个体生存双重涵义。宋代士大夫努力将个体身心与性理连接,是为了化解必然面临的社会关怀与个体安顿、忧患意识与从容安乐的矛盾,最终达到忧乐圆融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