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合道

有这样一个传说：绍兴才子徐文长自幼聪明过人。一天，他和六位文人一起喝酒，这六个人事先商量好要捉弄他一下。桌上一共摆了六个菜，按年龄大小行酒令，酒令要说出一个典故，只要典故和桌上菜肴有关，就可以独享这盘菜，否则没菜吃。第一个人说：“姜太公钓鱼。”说罢就把桌上的一盘鱼端到自己面前。第二个人说：“时迁偷鸡。”于是将一盘鸡肉端走。第三个人说：“张飞卖肉。”话音刚落顺手将一碗猪肉拿去。第四个人说：“苏武牧羊。”把羊肉也拿走了。第五个人说：“朱元璋杀牛。”牛肉也就归了他。第六个人面对最后的一盘菜，说声“刘备…     

“妖由人兴”与“吉凶由人”——申繻与叔兴无神论思想评析

针对春秋时期普遍流行的种种世俗迷信,申繻和叔兴相继提出了"妖由人兴"与"吉凶由人"的无神论命题,有力地推动了先秦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并向后人昭示:"天人相分"是无神论思想的原初表现形式;"人本精神"是无神论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批判意识"是无神论思想的宝贵理论品质。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慧远大师念佛思想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考辨

长期以来,因为受望月信亨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慧远大师的念佛思想基于<般舟三昧经>,由此导致对慧远大师念佛思想的把握不够到位,对慧远大师干净土法门的开创之功认识不足.本文认为,慧远大师的念佛思想主要是基于<无量寿经>而非<般舟三昧经>.     

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成就,有必要以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审视下其学术研究地图。首先,量化勾勒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总貌,全面把握其话语倾向;进而详细阐释其在抗争政治语境中的社交媒体,以"烈士叙事"与新媒体的话语化合,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等;当然,西方学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也存在显著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权力主导下的知识话语生产两方面。     

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基于肯认的超越:论孟子对后果的思考

《孟子》很多文本可以从与动机相对之后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孟子对后果的考量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之中。良心中内含对理想后果的期待,这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在道德行为中没有对后果的期待,这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状态。当正常的道德行为无法实现期待的后果时,基于对后果的预估,可以采取权变的方式加以调整,这是“经权之辨”。虽然后果是外在的,不由自己掌握,“得之有命”,但其实现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寻,这是“求之有道”。期待与预估的后果都属于设想的后果。当实际的后果与设想的后果不符时,“行有不得”,要以此为契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这是“反求诸己”。后果不由自己掌握,这会使得道德行为受到外在限制,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道德的理想,这是“性命之辨”。孟子对后果的态度是基于肯认的超越,对其作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解读均有失片面。     

孟子与三代时期的小共同体治理

孟子的治理思想,主张以各类小共同体作为政治、社会整合的凝结核。孟子所推崇的三代的井田,并非所谓"土地国有",而是一种村社共同体。换言之,井田制下的土地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村社共耕。村社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助共同体关系。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他所赞赏的世卿、巨室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实有以贵戚之卿限制君权之意,以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