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研究

韩国有着悠久的学《易》历史,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其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人物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权近。他在中国易学家周敦颐《周氏太极图》的影响下,创制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周氏太极图》的轮廓大体相同,都是黑白相间、酷似人形,反映了太极为本、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特征。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又有它独特的一面,将伦理、心性等问题纳入易学体系,完成对前者的超越。由此可见,中韩易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有借鉴和吸收,又有创新和超越。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听觉后见之明偏差的实验研究

后见之明偏差是一种人类认知自我中心。后见之明偏差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尤其是其应用价值更不容低估。研究1采用回忆型和假定型研究范式考察听觉领域是否存在后见之明偏差;研究2采用回忆型研究范式,从需要角度考察奖励性动机对去除听觉后见之明偏差的作用。研究发现:听觉领域存在后见之明偏差;两种研究范式的后见之明偏差不存在差异;奖励性动机并不能消除听觉后见之明偏差。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从逻辑哲学看模糊逻辑的形式化

从逻辑哲学观点看,在“符号化、公理化的模糊逻辑”与非形式化的“人脑使用的模糊逻辑”（苗东升的说法）这两者之间,只是形式模型及其现实原型的关系,决不相互排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在现实生活中人脑所使用的实际上行之有效的模糊推理,是否应该和可能符号化、公理化,而是在于如何恰当地进行形式化。笔者采用苏珊·哈克（Susan Haack）的逻辑哲学观点,认为非经典逻辑可划分为扩展逻辑和异常（deviation）逻辑,模糊逻辑归属于异常逻辑。本文以模糊逻辑系统FZ为例,具体分析了虽然经典逻辑中一些较强的公理和推理规则均不成立,但是与之对应的较弱的“合经典的”（well-behaved）公理和推理规则却仍然可以成立,由此导致一系列新奇性质。笔者采用了达·柯斯塔（da Costa）的形式化技巧,它是关于“在虚设不矛盾律成立的前提下”（相应公式可以称为“合经典的”）才能成立的逆否律。当我们撤除了“虚设不矛盾律为前提”的限定,它又重新回到了无条件成立的情况。笔者也推广了玻尔（N.Bohr）和冯·威扎克（von Weizsaecker）关于对应原理的思想,认为作为非经典逻辑的模糊逻辑与经典逻辑之间也应当遵守“对应原理”：经典逻辑是模糊逻辑的前身,模糊逻辑将构成更为普遍的逻辑形式,经典逻辑作为模糊逻辑的极限形式,在局部情况下还保持自身的意义。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魅力

在以物质依赖关系和价值多元为特征的时代,贬抑崇高不可避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魅力弱化的时代背景.当前马克思主义"冷漠症"甚至"污名化"的现象不容低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生命力在理论上表现为,它体现了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尺度与人民群众主体尺度的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实践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未变决定了它仍然是当今引领人类解放的思想旗帜,社会主义国家何时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何时就能取得成功,相反,必导致其失败,这是已经被实践所充分验证了的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说是理论上既存的,毋宁说是实践中生成的.     

作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早期儒家形上学

早期的儒家形上学可以看作是努力揭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一门学问。它基于一种多维度范式,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对人类本身及其周围世界更为全面的认识。《中庸》提出,道德提升(我们称之为"意识进化")超出了可观察到的存在领域,并揭示出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对那些寻求儒家道德提升的高目标——成圣的个体们的必要性。《中庸》也可以作为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技术指南。如果这一结果能够得到回应,而且有意于此的任一个体皆可达此境界,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经验层面的工作,儒学也就相应地可以归入科学的领域。这一与天合一的复杂的道德提升过程与境界,基于人的道德修养及宇宙情怀。道德修养与宇宙情怀是人类意识进化的必要条件,而"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宇宙道德是整个宇宙运行的主要支撑。宇宙道德在此被界定为超越人的世俗存在的一种道德体系。文中参考了意识学中的一些可与类比的概念。由巴西医师瓦尔多.维埃拉所创立的意识学,是研究人类意识——也涉及人性或智性之理——及其所有的多维度表现的一门学问。     

重论士之兴起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地位

士阶层的起源历来多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固然不错,但此问题犹有待深入探析。因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士阶层起源之远因自西周时代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之社会转型,只不过成为包括士阶层在内的社会阶层转化过程之加速剂。此外由于孔子所创新型社会教育体制中的思想转换因素,把士由旧式的社会政治仆役,塑造成新型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