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丘子——仙家道人之通称

丹丘、丹丘山、丹丘子、丹丘生、丹丘羽人……是古诗文和道家文献经常提到的,尤其是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隐士陆羽(733-804),先后四次在<茶经>和<顾渚山记>中引述<神异记>提及丹丘子,余姚人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的故事因此广为茶人熟知.专家、学者对丹丘子各有见解,有些则明显有误.综合多种文献,笔者以为丹丘子是众多仙家道人的通称或别号.     

心境

世界上总有一些这样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妨碍的事情,他却看得非常重要,大动肝火,怒不可遏,甚至暴跳如雷。以至于最后因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不仅仅得罪于人,而且身染大病。这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淡然平和的心境。古印度的《百喻经》中有一     

《阿含经》中的安般念

本文以《阿含经》为本,将其中所传安般念,用资粮、前行、修习、证果四位进行整理,使分散的经义得以条贯,从而让人对这个重要的禅定法门的体系与纲要一目了然。     

印度的文殊信仰

印度的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壮大、发展、流布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菩萨信仰。以文殊菩萨是结集大乘经典和受持般若经的菩萨，故说他是大乘空宗的肇始人、般若智慧的化身。因此，文殊信仰就是随着大乘经典特别是般若经和华严经的流布而从印度东南传到南方、西南、西北、北方、东北方等地。     

早期犹太释经

本文通过探讨死海古卷、斐洛的希腊化寓意解经、《密释纳》与《塔木德》及其与希伯来圣经之关联,呈现了早期犹太释经及其发展的概貌。圣经正典的合法化,第二圣殿之后犹太人的希腊化,以及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身份冲突,都影响了早期犹太的释经活动。随着犹太人流散于各地,犹太释经传统受到当地文化的塑造。除了希腊七十士译本外,还有亚兰文译本塔古姆。独特的犹太释经进路与早期希伯来圣经译本的出现,对后来漫长的圣经诠释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圆瑛法师护国思想与实践

圆瑛法师于近代中国佛教实具举重之位。一在其弘宗演教之能,二在其躬身实务之功。法师反对人们视佛教为"迷信",主张如欲救世,须得佛法昌明,更践之以大乘菩萨道入世济世。法师行化一生,不仅广涉三藏,开演佛法大义,利乐众生,更积极躬身社会实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当此可言,法师实堪为近世护国爱国僧人典范。     

三个和尚新传

本期中这位居士的处境,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生活中也有些盲目贪求奢侈的人,不认识自己的无明,反自以为“天经地义”,视正常生活者为“有病”,是“傻瓜”。为这些人生气固然有理,但也大可不必。 小和尚讲的故事出自《杂譬喻经》。故事中的国王确实多智,当他发现众臣食恶雨而发狂后,能理解他们,也能容忍他们。在群臣醒来之后,再开导他们。这看来荒诞的故事,却实在是含意深刻,发人深省的。     

天津松竹斋刊印《观音经》考辩

此本余偶得于书肆,封面题签为《观世音菩萨圣经》,考其版心上方,均作《观音经》。此本经人重新裱糊,故封面题名当为后人重署,非正名也。此《观音经》版心下方有“天津松竹斋印”,松竹斋乃荣宝斋之前身,然其设在北京,岂非在天津亦有分号焉?前有观世音圣像(如图),为马郎妇观音像。余初见之,觉非佛门正统,乃民间信仰杂糅之作。持归细读,虽其中不乏俗信之言,然所引所言皆有出处,当为又一种观音类典籍,故录之如下,以供参考。斋期(闰月照前),戒食(牛、犬)肉,无鳞鱼。正月初八,二月初七、初九、十六、十九,三月初三、初六、十三,四月二十二,五月初…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