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易学中的"二五之应"问题

杨万里治<易>参证史事,对"二五之应"问题尤其青睐.因为它不但得象、得体、得时,还得用.杨万里尤其重视它的"用"问题,由于这个"用","二五之应"不但贯通天人,也彰显史事宗义理派求真、务实的治<易>特色.     

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

本文在评介日本中国“身体观”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与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并指出中国文化中身体之“内外交辉”的特质。     

佛教的入世之道

跋涉过两千多年的漫漫长路,中国佛教已经沐浴在新世纪的晨光里。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生命轨迹也是无常无我,既有风和日丽中的悠然自得,又有刀光剑影下的喘息挣扎,而且始终在这种"因果链"中沉浮,难以达到所期求的"涅槃寂静"的境界。那么,佛教又将如何顺利地通过21世纪的时光隧道,让佛日能够闪耀在更广阔的时空呢？　　只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现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议论,已经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讨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需要再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去作理论的阐释,而是要思考"要怎么做"的方法问题,去引导、推动、光大、完善…     

《清真溪流》──又一部《古兰经》汉译本问世

《清真溪流》又一部《古兰经》汉译本问世张迁１９９６年３月份，由台湾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取名《清真溪流》的又一部《古兰经》汉译本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继仝道章先生之后，又一本出自国人之手的汉文译本。译者沈遐淮先生，字汉华，江苏南京市江宁县湖熟镇人，１９...     

《吕氏春秋》的执一统众之术

本文着重探讨《吕氏春秋》一书中为帝王治国提供驾驭臣民、巩固政权的执一统众之术。《吕氏春秋》把用众与慎势作为君王保持至尊权利的根本方法,而把正名审分作为控制社会各阶级、阶层使之安分守己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的手段,在用人政策上亲亲与尊贤兼采,在价值取向上重义与尚利并用。《吕氏春秋》从维护君主独裁制度出发,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取先秦各家有关治道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杂家”帝王术。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经学为“体”，文学为“用”--欧阳修《诗经》阐释的二元维度CSSCI

欧阳修的《诗本义》以求取"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为解诗之本。在寻绎"诗人之意"的层面,他据上下文理求诗,剖析了诗歌发生的心理特征,并考之以"人情",体现出"文士解诗"的思想原则和阐释方法。但欧阳修把达"圣人之志"作为解《诗》的最终旨归,体现了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阐释原则。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阐释的循环",是《诗本义》最核心的释《诗》方法——"据文求义"的阐释学原理。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CSSCI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唐代神僧万回考论

神僧万回生活于唐代贞观至景云年间,当世即多传其神迹,唐时碑文、诗歌、笔记中已有较多记载,其身后不久即被充分神异化。至宋代,万回形象发生变异,因战乱背景下其"万里而回"的特异功能满足了民众渴望团聚的心理需求,于是被民间神化为"和合之神",崇祀甚盛,至明代其信仰则被寒山拾得的"和合二仙"取代。万回其人其事并成为一种文学典故与形象,在诗、文、词、小说、戏剧领域均有表现。     

基督教的慈善观及慈善活动

今年3月,为响应“扶贫攻坚”的国家战略,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出倡议,号召和动员各基层基督教两会和活动场所、神学院校和信徒进一步投入到“扶贫济困”的事业中去,更加精准地集中好、用好有限资源,更好地发挥基督教慈善活动的优势。本期几位作者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