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为了解决道的知与不知和言与不言的矛盾,庄子提出"不知之知"的"真知"观和"不言之言"的"大言"论.他以道知和道言关系为中心,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回答了道的有无、隐显、道物关系等本体论问题,阐释了认识的起源、本质、界限、作用、真妄及语言表达等认识论问题,指出了知、言、道关系的人生实践意义,并最终把知与言解释为道的存在.     

孔子“君子固穷”观要解

在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与不安,孔子"君子固穷"观值得当下借镜。孔子坚守"君子固穷"观念,信守"君子忧道不忧贫"信条,不屑"不义而富且贵",批评"贫而谄,富而骄"现象。孔子高扬轻物欲主义,肯定简约生活方式,提倡适度禁欲,其理想生活目标就是过上"感性"与"理性"均衡的礼乐生活,成为后儒向往的所谓"孔颜乐处"的生活乐土。     

以大数据思维构建基层宗教事务管理新格局北大核心

目前,国内外对“大数据”概念的共识是——需要新的处理模式才能拥有更强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多样化的数据集合(信息资产)。依据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可知,大数据除了具有信息数量大、种类多、应用价值高等特征外,还具有实时性、共享性和综合性等基本特点。     

勇敢的妇女

<正>经文:诗68:11;来10:55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圣经记载了许多爱主的妇女,她们因信活出了荣美的生命,因信勇敢地抒写了壮美的人生。勇敢拯救同胞的妇女——以斯帖王后以斯帖,以美貌与人品赢得了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宠爱。她虽身处王宫、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当犹大民族面临危难,要被"全然剪除,杀戮灭绝"之际(参斯3:13),她挺身而出,为了拯救同胞,冒着生命危险见王。因为亚哈随鲁王有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参斯4:11)。因此,以斯帖吩咐末底     

世界文化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的新经济时代,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表明,文化不但具有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国民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提高全民创新能力,支持民族优势产业发展的作用。从这个参照来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可以证明,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提高全民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支持中国的优势产业,使文化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开拓中国的创造性未来。     

茅山九霄万福宫

九霄万福宫坐落于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江苏省句容与金坛两县之间的茅山大茅峰巅;元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始曰圣佑观,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敕名九霄万福宫,后人简称九霄宫、万福宫、顶宫,俗呼“大茅峰”。 据《茅山志》记载:西汉时,陕西咸阳南关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     

“两塔今惟一尚存”刍议

塔院寺大藏经阁第一层正中上方,挂有一块木匾,黑底金字,没有镶边,古朴而典雅。字体丰满圆润,端庄而洒脱。匾上书曰:两塔今惟一尚存,既成必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丝发,未识文殊与世尊。宝塔院作壬子季春御笔这是清高宗弘历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第六次巡礼五台山诣塔院寺时题赐的诗匾。     

蓝毗尼园的月圆诵经法会

火红的太阳从晨曦中喷薄而出，金色霞光射破云霭，映照在蓝毗尼花园的阿育王石柱上。这根石柱已有二千三百年的历史，饱经了蓝毗尼的沧桑变迁。今天好象有什么喜事，上黄色的柱壁上泛出微红的光芒，好像老人古铜色脸庞上露出的微笑。今天的确有令它高兴的事──群来自世界各国、身着各式增装和服饰的佛陀四众弟子围绕在它的身旁，正在用不同的语言诵经祈祷。 坐在东边的是身着暗红色或深黄色僧服的南传佛教比丘，他们分别来自尼泊尔、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在他们身后是几个尼泊尔比丘尼，身着具有尼泊尔特色的淡粉色南传佛教僧服；坐在中…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