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的第三波与模仿游戏——访哈里·柯林斯教授

笔者于2011年9-11月在英国卡迪夫(Cardiff)大学KES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得知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STS领域的代表人物哈里·柯林斯教授及其团队正应用他们提出的科学论的第三波理论(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在八个欧洲国家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模仿游戏。针对科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形上与本体的相逢——中国形而上学建构的历史与问题

现代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经历了于中国哲学中寻找形而上学,认识到中国形而上学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别的文化意义,融会中西思想综合创新,反对中国形而上学观念等环节.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包含了两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一是中国思想中本有的道论是不是一种本体论?二是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什么关系?只有将中国本有的...     

关于“唯识”一词翻译问题的再思考

正自上世纪30年代,随着梵本《唯识三十颂》被法国人列维(Sylvain Lévi)于尼泊尔发现以来[1],对古代译经大师如真谛、玄奘等汉译唯识学典籍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的怀疑,就一直没有消停过。引领这场论诤的固然是一些欧洲学者,接着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学者。而国内一些学者加入到这场辩论中,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通过对梵、藏、汉本的对勘,发现汉译与梵本存有一些差异,因此断     

身心之疾与对治

正一、身心二苦困扰人生,佛法智慧提升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疾病,简单来说可以分成身病和心病。身病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身体的痛苦;心病,就是内心的问题、内心的痛苦。佛教一直以来都与"医"有着密切的关系。释迦牟尼佛被称为"大医王",《杂阿含经》中说:"有四法成就,名曰大医王者,所应王之具、王之分。何等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知治病已,当来更不动发。……如来、应、     

关于非洲文化的一项生存论存在论研究:作为一个生存隐喻的朗姆酒

本文考察了作为一种生活存在论的朗姆酒观念。更具体地讲,本文探讨了非洲文化生存论本体论语境中的作为隐喻的朗姆酒。作者据此提出,饮朗姆酒可以作为理解加勒比人生存方式的某些基本结构并对其加以概念化的基础。在展开论述中,存在论不是被理解为关于那种存在的实体的研究,而是转向生存论方面,即着眼于人类生存的模式,以及证明人类创造能动性的各种习俗。     

非数量视觉特征对数量感知的影响

以往许多研究探讨了各种视觉特征对数量判断任务的影响,但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本研究依据信号检测论原理对刺激特征影响数量判断的方式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刺激大小、形状和分布均匀度等因素可影响数量判断的反应标准,但不会影响辨别力;刺激聚集或组块会直接对数量判断的辨别力产生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刺激特征对数量判断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一方面,人类具有从刺激特征中直接抽取数量信息进行认知比较的能力;另一方面,刺激点聚集或组块可以直接影响被试的数量感知.此外,我们还推测,组块是通过改变客体表征的方式来影响数量感知的.     

论信念逻辑与认知逻辑的决策论基础(英文)

在本文中,我们为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信念和知识提供一个逻辑——信念与认知逻辑(DEL)。这个逻辑是基于决策理论和测度论的方法建立的,在其中信念和知识不会坍塌。     

"诗是宇宙的自我意识":诺瓦利斯论诗化自然的真理

德国浪漫主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和美学运动,也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蒙昧的基督教世界观和唯灵论的复兴,它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作为早期浪漫派的重要一员,诺瓦利斯揭示了启蒙世界观的内在问题,当人们接受完全按照量化和机械论的模式来解释其现象的自然,必将会导致异化和虚无主义的产生.诺瓦利斯将彼时正在逐渐形成的浪漫诗视为区别于...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