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世说新语》清谈品藻之廖——以河东裴氏人物为例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广泛记录了魏晋间名士的逸闻轶事,为我们研究魏晋清谈及人物品藻提供了很多材料。魏晋时期,河东装氏是与琅蚜王氏齐名的世家大族,时人以“八裴方八王”。从《世谢新语》中对裴氏人物的记录,我们能够看出魏晋清谈品藻之风的盛行。     

精神分析中梦的工作机制研究

对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理论的起点,通过凝缩和移置的机制,梦者将原有的表象变形,使被日常生活中被禁制的欲望在梦中得到间接的满足．透过对显梦的探究,精神分析家可以解码个体的精神世界,洞悉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外显的个体精神困境,从而开展精神分析治疗工作。     

数学课堂如何吸引学生注意力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要培养学生自觉的、有目的的注意能力,有效地控制注意的转移,从而造就学生良好的注意品质,既长知识,又长智慧,提高课堂效率。注意力是人的意识主动地、有目的地集中于某种现象的意识现象,学生能否集中注意力是上好每一堂课的前提和保证。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学生注意力的培养,如何培养呢？结合平时的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看法。     

人文精神是历史课宝贵的资源

人文精神是涵括人的尊严、情趣、意志、道德、态度、人性等的一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人对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历史教学的核心是进行人性教育,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概而言之既是涵养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社会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人文精神是历史留给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时代人必备的素养,是国民整体素质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学生发展的需要,青少年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需要让学生在感悟中变得成熟、丰富、热情、善良、富有情感和人性。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历史教育的使命。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表现性评价的运用浅议

在新课程的教育实践中,我也深切体会到传统评价体系的不足。因此在高中课堂教学实践中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极探索新的学科学习评价方法。新的历史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能力的培养“中学历史课程培养的能力包括：搜集史料、提取信息、解决问题、交流成果。”在日常教学中,我经常结合课程教学开展一些研究性学习活动。活动之后学生能力的提高究竟有多大,我应该如何改进今后的教学工作,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评价方法。我尝试用“表现性评价”来对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价。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对“表现性评价”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有了一些心得,下面就这种新的评价手段和我的实践经验谈一些看法。     

浅谈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情境

学生的学习活动是由多种心理因素决定的,而情感因素则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众多因素中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情感对教学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它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课堂教学要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就要真正把情感体验的权利还给学生。教师的角色就在于致力于为学生创设一种特有的情感氛围,让学生自己感受、自己体验。     

浅谈农村学校体育实施高效教学遇到的瓶颈及解决办法

体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学校体育是体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对农村学校体育教育进行“高效教学”是体育工作者急待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等认识,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的实施,由于条件的限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云中的种子

一粒种子被风吹落大地,它终日与满地污泥作伴,嗅着难闻的腐叶味道,心中充满着抗争的情绪。     

共情对广义互惠的影响：自我-他人重叠的中介作用

与“我帮你,你帮我”的直接互惠相比,“我帮你,你帮他”的积极广义互惠,促使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帮助更多的人。与之相反,“我伤你,你伤他”的消极广义互惠,易导致受害者转变为伤害者波及无辜他人。以往研究未探寻到既能促进积极广义互惠,又能抑制消极广义互惠的因素。采用两阶段独裁者博弈任务范式,通过两项实验发现,共情是一个能够起到扩大积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并削弱消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双重作用的特殊变量,其机制在于自我-他人重叠,支持了自我扩张模型。这一研究为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保障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思路。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