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反应多水平侧面模型及其在主观题评分中的应用

探讨了康春花,孙小坚和曾平飞(2016)提出的等级反应多水平侧面模型(GR-MLFM)在包含被试及评分者层面预测变量(完整模型)下的返真性和适用性。结果表明:(1)GR-MLFM完整模型具有逻辑上和数理上的合理性,可用于主观题的评分情境,能较好地检测出评分者效应、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2)在数学问题解决的评分实践中,评分员存在两种类型的评分倾向(宽松和严格效应),但绝大多数评分员的宽严度不明显;评分者的责任心可正向预测其严格程度,自信心可正向预测其宽松程度,而情绪稳定性和评分经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多范例训练提升儿童隐喻理解能力的干预性研究

旨在考察多范例训练提高4-7岁儿童隐喻理解能力的有效性。根据关系框架理论,自行编制隐喻故事及隐喻问题,使用多范例训练方法,对56名儿童进行训练,并检验。结果发现:4-7岁儿童隐喻理解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各年龄组间对隐喻的理解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各实验阶段差异显著;回答正误受到能否复述、语境熟悉程度、词汇理解程度显著影响,语境熟悉程度对隐喻理解的影响力可能比词汇理解程度更大。结论:语境熟悉程度、词汇理解能力等因素影响儿童在隐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联系,而通过多范例训练的方式,帮助儿童辨识其相关性及区别性关系,从而提高对隐喻的理解能力是有效的。并且,可以泛化到未经学习的隐喻推理中。     

爱孩子多一些,再多一些

叶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种子种下去,给它阳光,细心浇灌,不管长成什么样,它是唯一的。”我平常在家喜欢种些多肉植物,看着它们在阳光雨露中成长,不仅赏心悦目,更感慨造物主的恩泽,想起“马太福音》中所说：“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儒者柔也——礼乐之师与儒之本色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他们与周之乐官“大胥”“小胥”有传承关系。殷亡周衰,礼乐之师失去俸禄而散落民间,仍以相礼和传授礼乐知识为生。孔子的贡献是通过民间教育,传授《诗》《书》《礼》《乐》等三代经典,使儒者从相礼训俗之师演变为六艺传经之师。儒家至此问世。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自闭症儿童视觉动态信息的注意加工特点——来自多目标追踪任务的证据

为了考察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在动态条件下的多目标注意加工特点,研究采用多目标追踪实验范式,具体追踪任务采用多目标随机运动和碰撞反弹算法。实验设计为两因素混合设计,组间变量为年龄和性别匹配的中低功能自闭症和正常儿童组,组内变量为追踪目标数量（分别为1、2、3、4个目标）,因变量为被试在多目标追踪任务中的追踪正确率和追踪容量。结果发现：（1）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在目标数量为1到目标数量为4时的正确率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且标准差变异较大,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的多目标的持续追踪能力和稳定性存在一定的缺陷;（2）当目标数量为1时,正常组儿童与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的追踪容量差异不显著;目标为2、3、4时,两组追踪容量差异均显著。不同目标数量情况下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平均的注意容量为0.83~1.24个（平均容量约为1个）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的0.95~3.72个（最大容量接近4个）。中低功能自闭症儿童在多目标追踪上表现为单焦点注意加工的特点,存在一定程度的注意转移缺陷。     

不同目标标记方式对多目标追踪表现的影响

有关多目标追踪的研究多采用目标闪烁数次或目标周围出现方框等视觉方式对目标进行标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2个实验比较了不同目标数量下视觉平行标记、视觉序列标记、听觉序列标记(视听跨通道标记)和视听双通道序列标记4种目标标记方式对多目标追踪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多目标追踪任务中,线索阶段目标的视觉标记比视听跨通道标记更有效,且不受目标的序列标记或平行标记的影响,而视觉和听觉编码结合（视听双通道标记）可以促进任务难度较高时的追踪表现。     

群体规模与领导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以37个工作群体中的501位员工为对象,探讨群体规模与领导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运用多层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最优尺度回归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群体规模越大,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越低。领导的个人品德和团队维系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领导的工作绩效行为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心理治疗的会谈间体验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来自追踪研究的证据

采用多层线性分析方法,在短程心理咨询的连续会谈中检验来访者的会谈间体验对咨询效果的影响。以36名个案、151次会谈为样本,结果发现,来访者的症状总体呈线性下降趋势;不同来访者症状变化的速率存在个体差异,会谈间体验的情绪因子能解释症状变化速率总变异的40.79%。结论：在短程心理咨询中,来访者想起咨询会谈或/和咨询师时的情绪体验能显著预测咨询效果。     

错误记忆的可植入性

错误记忆具有可植入性。植入性错误记忆常常与真实记忆发生混淆, 成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 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植入错误记忆的范式主要有错误反馈技术、想象膨胀、照片修改范式以及盛情-欺骗范式。研究表明, 植入性错误记忆发生在饮食、消费以及攻击行为等活动中。植入性错误记忆与真实记忆的辨别主要包括结果、情绪、持续性以及生理机制四个方面。植入性错误记忆的解释主要有联结观和多阶段模型。目前研究存在许多问题, 包括要求特征、认知反应、范式选取以及实验伦理等。未来研究需要对植入错误记忆方法的有效性、个体特征与错误记忆植入的匹配、植入性错误记忆行为结果的测量以及实际应用等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