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虚妄”的政教逻辑：王充对万物变化的阐释与应对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     

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

《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以政摄言”思想析论——兼论其与李斯“焚书坑儒”的关系

学者将李斯“焚书坑儒”归罪于荀子的做法有待商榷。荀子固然有“以政摄言”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对待异端邪说，但这并不会导致“焚书坑儒”,因为此事乃李斯行商鞅、韩非之说所产生的结果。在战国末期，即将建立的统一政权且日臻成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能容忍诸子“不治而议论”,“以政摄言”由此而生。不过，由于荀子将礼义之道视为评判学说是否为“异端”的价值标准，故“以政摄言”不至于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据此，该说仍展现着儒家“道尊于势”的观念，并区别于法家“以政摄教”之说。     

久历残学复病觉——台风过后

回台中乡间省亲,竟逢台风,道路多有阻隔,难以北归,就这样在台中老家住了下来.两宿三天,冒风雨,探望老师,又与昔时学生论谈些时;其余时间就固守在乡居书房里,随意翻读,"一省故旧",却也有着许多前朝珍品"出土"的喜悦.     

作为复和的救恩:一种必要而又可能的理解

本文尝试从三一论的角度,指出在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中,将救恩理解为关系的恢复是必要而又可能的;并尝试从四个不同的向度指明救恩包括人与上帝关系的恢复,人与其它被造物关系的复和,人与未来关系的恢复,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恢复。上帝的救恩因此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人类以及整个被造的世界所带来的更新与复和。因着上帝的救恩,人可以进入一种全新的关系中,从而获得一个更完满的存在。对救恩的这种的理解既不与《圣经》的教导相背,也更具有包容性。     

《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为了解决道的知与不知和言与不言的矛盾,庄子提出"不知之知"的"真知"观和"不言之言"的"大言"论.他以道知和道言关系为中心,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回答了道的有无、隐显、道物关系等本体论问题,阐释了认识的起源、本质、界限、作用、真妄及语言表达等认识论问题,指出了知、言、道关系的人生实践意义,并最终把知与言解释为道的存在.     

言默与体道——《齐物论》言道观析论

道之不可言说是庄老体道经验的共同特质。相较于老子研究界的丰硕成果，近年对庄子相关问题的讨论未见进展。其实，《齐物论》的讨论语境是高度分化的“言谓世界”。在这一语境中，一方面，日常语言所承载的是个体之“是”,一切以名言证“道”的努力终将失败；另一方面，《齐物论》亦承认有“道言”。作为《庄子》所特有的言说技艺，曼衍之言作为不断从“此”转为“彼”的化中之言，实质是“物化”在言谓世界中的现身。     

何仙姑卖药

在胜似天堂的杭州西湖边上,一条桃红柳绿的林荫道旁,屹立着一间老字号生药铺,刻有“济世堂”三个金灿灿大字的黑漆匾额钉在店门上方。这间宝号“济世堂”的药铺,经营南北川广生熟药材。莫看它门面不大,药材品种却十分齐全。所有三千药料,八百丹方,都能在这里配齐。因而,这个药铺不但在杭州,就是在江浙一带,也是出了名的。整日顾客盈门,门庭若市。把一条踏青赏景的林荫道,变成了市肆一般。有一天,天气晴朗,清风徐徐。店门尚未打开,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候买药的人。少顷,有一名头戴紫阳巾,身穿八卦衣的道士,在徐徐清风中飘然而来。只见他鹤顶龟背。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