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仁爱原谅伤害你的人

尊贵的《古兰经》中说:"你们中有恩惠和财富者不可发誓[说]:永不周济亲戚、贫民及为主道而迁居者。他们应当恕饶,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24∶22)这节《古兰经》因大贤艾布·伯克尔而降示。当年,他的女儿圣妻阿伊莎被人诬陷,传出谣言。受艾布·伯克尔周济度日的迁士米斯托哈,却听信谣言,人云亦云。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本文以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对清朝《京报》的翻译为个案,来思考来华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情报时所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雨中游楼观台

又一次回到楼观台。 “白云如有约,凉雨喜相迎”。春雨好像专爱和游人戏嬉,途中便伴着白云悄然而下,落在人们的头上,脸上,好亲热！ 雨细细密密,随风而下。同路没带雨伞的人以包遮头而埋怨,为何下雨就怨天呢?雨天自有它的妙处,渴望的心正求之不得呢！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

当耶稣会士首次向中国读者传播天主教经济伦理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学传统熏染、并正在受到利益关系严重腐蚀着的晚明社会.耶稣会的"适应"策略指引他们走上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他们充分利用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巧妙地周旋于西学与中学当中,一方面继承了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主张"弃绝财货";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物尽其用";在消费观上揉合中西,倡导中庸之道;并大胆传播天主教的爱德,呼吁"广施博济".耶稣会神父们的这些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字与字的对话

“又”对“戏”说：说好是徒手比武，怎么拿兵器来了？“土”对“士”说：这样头重脚轻地一直站着，累吗？     

“同化”与坚持:略论在美所见两种基督教早期中文书籍

翻译圣经及著译其它传教中文书籍是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工作.这批早期中文传教书籍在保留传教实质内容的同时,大都采用传统中文书籍的排版、分卷、页码计算、图像绘制和叙述方式等,具有明显的中西融合的特点.但在阐述具体传播内容的时候,则会有两种类型.《天路历程土话》在保留故事主要内容的前提下,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绣像小说的绘图,并单独成册,观图就能了解故事的梗概.而《奉劝真假人物论》则在论证教义,引述中国方面知识的同时,也引入西方知识.两书都试图用中西融合的方式达至传播基督教的初衷.     

春秋时期诸侯“庶女媵妾”的演变

同姓诸侯"庶女媵妾"是西周时期的君婚习俗。春秋之际,在诸侯剧烈兼并的背景下,对非姬姓诸侯来说,同姓诸侯"庶女媵妾"面临困境甚至绝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表明,春秋时期"庶女媵妾"不限同姓诸侯已是主流形态,而《左传》作者囿于传统,视之为"非礼"。《公羊传》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之论流传甚广,但传世文献均与之相违,出土文献于诸侯之婚记载颇多,亦无与之合者,当系汉儒之主观臆测。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