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与皎然茶诗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渊源颇深。尤其是道教繁荣发展的唐代,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僧人也多受道教思想影响,而唐代也是中国茶文化与诗歌发展的光辉时期。所以,道教、茶、诗歌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唐代诗人、茶人群体身上有诸多表现,比如李白、温庭筠、李商隐、皎然、卢仝等人。作为唐代著名诗僧、茶僧的皎然,虽属禅门中人,也深受道教思想文化的熏染和浸润,在其表达茶文化思想的主要方式——茶诗中体现了丰     

对郭熙《林泉高致》中"三远"的思索

北宋中后期的郭熙是继五代以来全景山水画创作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人绘画创作经验和自己的绘画实践后,在理论上创立了"三远论"。它不仅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则对空间关系的处理,而且还体现了中国画家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郭熙以其卓越的成就把五代以来相对成熟的山水画论推向了极致。     

习禅和作诗的两种境界——以柳宗元与白居易为例

印度原始佛学在两汉时传入中国,自唐以后,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学说纷纷自立门户。在繁多的宗派中,禅宗与净土宗最逮民心,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与中国能咏善吟的士大夫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当属禅宗。     

《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比较研究

正本文旨在对利玛窦的两部重要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作比较,从文本内部探讨两者的本质差异。探讨和比较的目的是想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转移意义,也就是自1601年到1608年,在对中国文化渐趋深入了解的背景下,利玛窦这位西方文化的承载者的文化输入策略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强势的刺入变为柔和的导入;从言辞     

北宋道士陈景元生平事迹考述

北宋道士陈景元,建昌南城(今江西抚州南城县)人,是一位在中国道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长期担任高层道教职务,深受最高统治者信任,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关系密切,同时他博学多识,著述甚丰,特别是他的老庄之学在当时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文通先生     

道教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极大影响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教文化的态度,这也生动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道士群体交往密切,创作的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抒发仰慕神仙、崇尚清虚的道教感情,赞颂神仙高道的功业事迹,记述与道士隐逸的交往、与道教徒的诗歌唱和,描写道教的各类活动,对名山宫观的题咏等。     

李成及其山水画探论

李成是把自己个人成败的失落之情注入了其山水创作中。他作为败落家族中的子弟,人世炎凉在他心灵上必定会投上厚厚的阴影,不平,愤懑,使他感到生如梦幻,命运渺不可测,甚至可以说正是李成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人生及成就。正像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人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对于山水的留恋其实是对更大天下的渴望,他们的绘画也就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画外的逍遥以及对万水千山走遍的自由憧憬一样,李成借以自娱寄情的山水画画风,也是一种失意士大夫的强烈自尊的表现。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论佛教对戴叔伦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正>中唐以后,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发生了明显改变,在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了一种"交汇成盛唐之音的观念、气魄、情调全都黯淡了、褪色了、低沉了,而为一种疲倦、衰顿、苍老而又冷淡的风貌所取代"[1]的面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更指出,"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此后唐人开始朝着更加注重由外向内追寻的方向转变。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应乱而起"的发展、禅宗"即心即佛"的感召、诗僧"儒释兼修"的影响、文人"诗意栖息"的需要[2],使得佛教对于大历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戴叔伦的青年时期刚好处于     

圣名之争(二)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用＂天主＂一词翻译Deus,还经常使用＂天＂、＂上帝＂和＂天神＂等词。利玛窦担任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期间,这些称号都是允许的,奉教的中国士大夫更习惯用＂天＂和＂上帝＂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