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诗僧道璨与士大夫交游考略

释道璨曾入理学之门,转入释门之后,道璨仍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的“知行大要”,立身行事,讲求风操节概,崇尚“硬脊梁”。道璨与具有同样品格的士大夫的密切來往与相互推许,成就了他在禅林中的影响和地位。     

道者有其序,治者有所本——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学术与政治

宋代士大夫不满足于仅仅是作为“道统”代表,同时还希望以“道统”主导“政统”。所以宋代士大夫不仅是道统传承的文化主体,同时还是“共治天下”的政治主体。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下,两宋士大夫参与了对“祖宗家法”的建构,并在宰相制度、经筵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出宋代士大夫逐渐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宋代士大夫拥有的两种权力是互助的他们努力以文化权力去强化其政治权力,而他们又希望以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文化权力。     

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以清末中国士大夫宗教观为例的研究

在宗教学上 ,因“用”而信是指信者认为其有用而信 ;因“信”而信是指信者认为其真实而信。从清末中国士大夫的宗教观的流变看 ,单纯强调宗教是否有用的问题 ,而忽视其是否为真的问题 ,必然会影响宗教信仰的坚定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管窥——以《颜氏家训》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战乱时期,其士大夫阶层的德福观念也较其他时期不同。《颜氏家训》作为士大夫教子治家的家训著述,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德福关系的看法。参之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行止,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是矛盾和复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修德致福的德本论,但亦有道德退化的彷徨;重视家族教化和敦睦,但也出现亲情淡漠、析产别居的趋势;认同诚信正直、求福不回的主观能动性,亦不乏天命和福报的宿命论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的产生是深受当时离乱的社会现实、佛道等宗教伦理观、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各民族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以及士族门阀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的。     

从阶层角度浅析宋朝瓷器的造型设计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一个鼎盛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林立,瓷器品种繁多,无论是官窑亦或民窑都多产"实用之器"。宋瓷独特的造型设计体现了宋代统治阶层及文人士大夫和市民生活个层面对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朴实、文质彬彬和优雅的美学观念。     

反其意而用之——禅宗的“倒用法”

禅宗六祖慧能对神秀偈子的"倒用"——反其意而用之。这一"倒用",不但揭开了中国禅宗的新篇章,也道出了禅宗僧人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甚至广泛影响到文人士大夫。     

《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比较研究

正本文旨在对利玛窦的两部重要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作比较,从文本内部探讨两者的本质差异。探讨和比较的目的是想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转移"意义,也就是自1601年到1608年,在对中国文化渐趋深入了解的背景下,利玛窦这位西方文化的承载者的文化输入策略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强势的刺入变为柔和的导入;从言辞     

苏轼佛教思想研究——从苏轼三教作品看宋代士大夫的思想特色

在宋代,士大夫居士化是儒释交融的一面镜子.作为士大夫,经世济民固然是他们的夙愿,但学佛参禅也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雅事,苏轼便是很典型的例子.佛教对苏轼影响深刻,在其诗文创作中尤为明显,但苏轼的作品里还有若干“排佛”文字.宋代士大夫在学佛过程中不仅可以寻求到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与喜悦,同时这种超然洒脱又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得益彰.儒释二教一者治世,一者养心,因此才使得像苏轼一样的士大夫不仅对生活饱有热情,同时又可在超俗豁达之地寻得一隅净土.     

道教文化与皎然茶诗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渊源颇深。尤其是道教繁荣发展的唐代,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僧人也多受道教思想影响,而唐代也是中国茶文化与诗歌发展的光辉时期。所以,道教、茶、诗歌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唐代诗人、茶人群体身上有诸多表现,比如李白、温庭筠、李商隐、皎然、卢仝等人。作为唐代著名诗僧、茶僧的皎然,虽属禅门中人,也深受道教思想文化的熏染和浸润,在其表达茶文化思想的主要方式——茶诗中体现了丰     

对郭熙《林泉高致》中"三远"的思索

北宋中后期的郭熙是继五代以来全景山水画创作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人绘画创作经验和自己的绘画实践后,在理论上创立了"三远论"。它不仅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则对空间关系的处理,而且还体现了中国画家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郭熙以其卓越的成就把五代以来相对成熟的山水画论推向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