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

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全集》第65卷）中,海德格尔尝试了艰苦的思与言的改造工作,意在从非形而上学意义上重解“存有／本有”（Seyn／Ereignis）问题。本文根据作者对德文原著的初步解读和翻译,并参照英文译本“英译者前言”中的译名分析,讨论了《哲学论稿》中八组基本词语,主要涉及Ereignis,Sein,Wesen,Werfen,Gr—und,Bergen,Besinnung,RUcken等词语以及相关的词族,并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这些基本词语的汉译建议。原来文后附有由作者制作的“《哲学论稿》德一英一中译名对照表”,但因篇幅有限,不在这里刊登了,而是登载在《世界哲学》的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worldphilosophy．cn。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中国古代的有效推理

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推理和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一个命题为真的原因或理由。推理关系是一种 ＂必然地得出＂ 的关系。墨子提出了四种推理模式：＂辟＂、＂侔＂、＂援＂、＂推＂,而且把 ＂推＂ 又分为两种 ＂止＂,即归纳＂止＂ 式推论和演绎 ＂止＂ 式推论。特别地,墨家提出了 ＂效＂ 作为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标准。     

保罗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

保罗神学,第一是指大数人保罗对耶稣基督的上帝的认信和理性反思形成的教义体系和行为规范,即以基督的十字架福音为内容,主要体现在真实的七封书信中:《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腓利门书》;第二是指在保罗周围的部分门徒(如路加、马可、提摩太、推基古等,提后4:11-12)在独立信仰耶稣基督后,同时赞同保罗所认信的信仰体系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神学。因此,我们把保罗书信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中也包括“伪保罗书信”。后者,至少是对保罗个人的信仰体系的部分认同,否则,就不可能选择保罗之名作为“伪托”的主体。保罗书信在语言观上突显出十字架的结构布局与问答逻辑;在时间观上,突出时间之未来与过去的张力,即从未来到过去和从过去到未来之间的平衡。     

论心理学两种研究范式的整合趋向

本文从方法学的视角分析了心理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文中讨论了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了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整合的逻辑依据与历史依据。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存在各自的优缺点,它们的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文中进一步探讨了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整合的基本方式,包括次序式整合、平行式整合、交叉式整合等。     

论马克思制度哲学的内在逻辑与理论特质

马克思制度哲学至今仍处于遮蔽中的状况必然影响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制度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和内在逻辑:马克思法哲学为马克思制度哲学提供阐释定向,科学社会主义为马克思制度哲学提供基本图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法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出发来把握马克思制度哲学的整体脉络。马克思在确立制度哲学的过程中紧紧抓住"绝大多数人"这一关键,其基本要旨就在于要在未来新型国家制度的建构中充分展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并实现人的根本解放。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制度哲学之最突出的理论特质就是"人民性"。     

墨家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是管理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先秦墨家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该文拟从墨家的人员甄选、人员考评、人员任用、人员激励等方面进行整理和阐述,并揭示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