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转向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受其影响,部分学者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相继完成了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转向.其中,既包括他们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激情选择"以及"内在自由"等概念出发,对当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遮蔽的个体性伦理责任的凸显,又涉及他们在个性伦理学基础上,通过挪用克尔凯郭尔的"瞬间生成""永恒片断"与"可能运动"等范畴,对彼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对必然规律的批判.据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之外,以存在主义视角重构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关于人类永恒福祉得以实现的传统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无疑是相关学者对战后及至斯大林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近二十年东欧社会主义探索历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博弈中,他们的思想旨趣从马克思主义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嬗变,又勾勒出东欧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心态历程.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落成典礼在京举行北大核心CSSCISSCI

9月28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新院址落成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钮茂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阿訇等应邀莅临并剪彩。出席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常委联席会议的神长教友及全国修院的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数百位教内外人士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分别发来贺信。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化学研究中的结构模型：理论化与科学理解的工具

模型的本质和功能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前沿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模型的表征、解释和预测等功能得到了诸多讨论,而对科学家在真实的科学实践中如何构建、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模型的哲学考察,并不多见。以分子轨道对称性守恒原理的发现和应用为例,可以从化学实践中建模者与模型使用者的角度分析模型的功能,提出并论证,理想化简化的化学结构模型在化学实践中的认知德性,除了对现实世界进行表征、解释和预测,还体现在两个方面：化学模型作为沟通科学理解的工具和模型使用者利用它进行理论推理的工具。简化模型既可提高理论的可理解性,还可促进科学家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使用这些理论,并用于探索性实验。     

“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中的诠释

朱子在《易学启蒙》中曾引用邵雍“心为太极”之说。此说与朱子学的固有观念似乎相矛盾。但“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的框架内至少曾出现如下三种理解:朱子本人以“心”为易图的中心方位来解释“太极虚中之象”的“环中说”;在朱子后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禀赋说;现代学者所揭示出的“境界说”。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环中说”背后所体现的是“太极不离阴阳”的活动性原则,它与“禀赋说”所代表的实体性原则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就是“境界说”。此外,“心为太极”还有一层工夫的含义,对于提示学者在自家身上体贴太极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