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法”与医学伦理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中国已初步具备实施“脑死亡法”的条件,时代呼吁“脑死亡法”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当今关键在于转变国人伦理观念,促使“脑死亡法”尽快实施。１时代呼吁“脑死亡法”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世界第２...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思考

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承认并尊重环境、资源的价值,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 坚持公平原则, 确立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并指出,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音乐伦理原则探析

音乐伦理原则是调整音乐主体之间关系的普遍要求和根本准则,也是指导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欣赏等活动的总方针,还是衡量音乐主体行为与品质的价值标准。音乐伦理原则是音乐伦理关系形成而产生的必然;是音乐伦理中占主导地位并起决定作用的普遍法则;确立音乐伦理原则是解决当代音乐道德问题的有效措施。以人为本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自由创造与道德责任相结合、美善合一是音乐主体必须遵守的三个重要伦理原则。这三个原则相互协调、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音乐伦理的价值准则框架。     

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义价值

公共行政本质上所具有的伦理特性以及公共行政理论和范式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价值诉求,使得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行政进行审视成为可能。公共行政正义价值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     

浅谈创造神学

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既需要圣经的支持,也需要神学的思考。鉴于教会多从“救赎神学”思考问题,故本文特从圣经出发,对“创造神学”源流作一点探索。希望能从创造神学角度理解神学思想建设,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文所观察和分析的有关“创造”的经文材料,是犹太宗教思想史的宝贵材料,更是基督徒释经和进行神学思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文本”。而基督宗教思想史上对“创造神学”的反思,则为中国基督徒今日从“创造神学”角度探索“神学思想建设”之路提供助益。本文提供“创造神学”思想“文本”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试图从创造神学层面理解“文化”,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相融会提供一点神学理论根据。     

马丁·布伯的对话伦理

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布伯建构了他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具有"呼唤"和"回应"的关系结构,它要求人敞开自身,经由对生命中所遭遇的他者的"呼唤"之"回应"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布伯强调上帝在对话伦理情境中的在场,由此,对他者回应的对话伦理同时也是对上帝负责的宗教伦理。对话伦理将对他者的关怀与责任和对上帝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凡俗中发现神圣,在当下遭遇永恒,在对有限他者的责任中实现对上帝的绝对责任。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关于普遍伦理问题研讨综述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提出了普遍伦理问题。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称：“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共识。”宣言的起草人、当代普遍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这样一种在“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研究“普遍伦理计划”,并在法国和意大利召开会议组织多学科学     

医学伦理教育中隐性课程的负面影响及其消解对策

在正规医学伦理学课程以外,还存在对医学生道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隐性课程。如教育引导不当,隐性课程会给医学生伦理素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医学伦理教育与临床实际行为之间的脱节。改进医学伦理教育,需要明确和重视隐性课程的存在。消除其负面影响,需要加强正规医学教育中伦理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充分发挥专业教学过程中隐性课程的积极作用,系统设计、辩证运用隐性课程对医生角色塑造的影响。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