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伦理之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向何处去

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使我们不得不在科学与道德之间作选择。治疗性克隆是如帕金森氏病、糖尿病等许多疾病的最有潜力的治疗方法。体细胞核转移是治疗性克隆关键步骤,因此治疗性克隆与克隆人只有一步之遥。科学史证明,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理性的力量。     

规范市场: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发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规范市场 ,而商品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它所具有的利己与利他的伦理二重性也必须在规范市场中得以实现 ;现实内涵发展着的为人民服务 ,既是干部为人民和人民为人民的双主体服务 ,也是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服务 ,这种双向服务也只能在规范市场中展开、完成。所以 ,规范市场是以达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为目的的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基因克隆在生育调节中的伦理与前景

随着基因克隆技术成熟 ,能否克隆人的话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本文拟从生育调节的角度对此进行伦理学的探讨和前景分析。1　克隆的实质体细胞或胚胎干细胞经体外培养后 ,将早期胚胎移入子宫发育。这表明 ,与现有的辅助生育技术比较 ,基因克隆与它们有着质的差异。前者属于有性生殖 ,而基因克隆则属于无性生殖。随着生物 -社会 -心理医学模式深入人心 ,人们不仅认识到疾病的形成与这三方面因素相关 ,而且个体的生长发育也是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 ,同卵双生子的共病率并非百分之百 ,就是明证。因此克隆人只能从“生物人”的角度而言 ,不可能是完…     

论患者隐私权的伦理价值

什么是隐私权 ?为什么要保护隐私权 ?如何保护隐私权 ?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1　隐私权的基本含义隐私权一词 ,源于英文的 ｐｒｉｖａｃｙ,意为秘密、私事、私生活、宁静不受干扰或侵犯的自由。按照《韦氏大辞典》的解释 ,主要含义有三 :一是指独立于其他公司或其他人的性质或状态 ;二是指不受未经批准的监视或视察 ;三解释为隐居、私宅、私人事务、私密环境等。《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 )中规定 :“隐私权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和美国宪法上的一个概念。在侵权行为中 ,隐私权是一种不受这样一些行为给与的精神上的伤害的权利 ;这些行…     

人工授精技术的公众伦理态度调查研究

人工授精技术是指运用人工技术和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以取代性交途径使其妊娠的一种方法。它主要用于治疗来自男性原因的不育 ,根据精液来源不同 ,分为使用丈夫精子的同源人工授精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ｈｕｓ ｂａｎｄ ,ＡＩＨ)和使用供体精子的异源人工授精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ｏｎｅｒ,ＡＩＤ)。该技术至今已有 2 0 0多年的历史 ,全世界通过人工授精技术所生的孩子已达百万以上。人类精子库的建立 ,更是促进了人工授精技术的发展。据报道 ,我国的不育症发病率为 …     

人类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争论

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争论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2000年8月23日,美国卫生研究所颁布了涉及人类多能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指南。指南允许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者进行干细胞研究,但是按照布什总统2001年8月9日的决定,政府只资助有限制的干细胞研究。而在英国、法国、日本、澳洲、以及其他国家,干细胞研究不仅在私人的实验室里而且也在政府的实验室里进行着。无论如何,人类干细胞研究应该按照一定规范谨慎进行。     

荀子德论研究

“德”在荀子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伦理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统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哲学范畴。荀子还在其思想体系中阐发了其系统的德治思想,因而“德”在荀子思想中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范畴。系统考辨“德”在荀子思想体系中的三层含义。对于全面把握荀子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的异化及其重构

因诸多原因相互作用,致使今天的医患关系出现不和谐状态,其中医患关系本质由伦理关系异化为经济关系和抽象的法律关系.重建医患关系除了发展医学科学、提高医疗水平外,还要强化政府职责,完善医惠关系的制度设计;加强医院管理,健全医患关系的规章制度;加强医师的主体自觉,明确医患关系的伦理诉求.     

社会工作视野下城市残疾居民的福利促进——以南京白下区残疾居民福利调查为例

一个良好的残疾人的福利环境,对于实现我国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构想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工作的视野下,残疾人的康复福利促进坚持以社区为基础,教育福利促进应考虑教育的连续性,就业福利促进要以职业重建为中心,经济福利促进要考虑到贫困的传递效应,残疾人的福利促进要注重提升残疾人的社会形象.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