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大公会议中的教皇特使及其历史作用

在早期基督教大公会议上,教皇选择派遣特使参加会议。特使作为教皇体制运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肩负着维护罗马教会首席地位及权威,完成教皇使命和主张的责任。早期大公会议中特使人员的官职、任职地区和会议角色不尽相同,一方面反映了教皇对复杂形势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有效干预东西方关系动机。教皇通过交替发挥直属官员和辖区人员的作用,积极协调和管辖区的关系,以西部教区为依托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作为教皇特使,不管是罗马教会内的司祭和执事,还是管辖区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及其他高级僧侣,在与拜占庭皇帝和东部教会的交涉中都以维护正统教义和教皇的地位为基本准则,教皇通过派遣特使执行其政令,达到行使教皇职能的目的。厘清早期基督教大公会议上教皇特使的构成与作用,有助于准确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罗马教皇的权力运作机制。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多重逻辑——基于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改革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合约性的产权,国家推行的集体土地确权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集体制。本文以2008-2012年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实证案例,讨论来自成都市政府、官僚组织、乡村社会多个制度领域的行动逻辑及其对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制度改革的约束。一方面,揭示了农村土地产权的社会合约性及集体制的韧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官僚体制运作中多重逻辑及其互动所带来的中国国家治理难题。     

毛泽东的遗产与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以1978年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调整为视角

新中国经过四十年苏联模式强制工业化战略,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但工农二元化、工业区域失衡、工业内技术差异是相当显著的。1978之后的工业化战略调整受到毛泽东时代工业传统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里有效地纠正这些差异。改革结果有可能提高工业总体成绩,但其他主要的差距仍将存在。     

性别的凝视机制: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化认同

视觉文化中性别凝视的机制经历了二元对立到多元化认同的发展:传统的性别二分角度,以观众的生理性别来分,主要将凝视分为男性凝视和女性凝视;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酷儿理论的出现挑战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了更为多元化的选择性。     

中国乡村教育40年:改革的逻辑和未预期效应

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1985年的分级办学,到新世纪的"以县为主"和学校大撤并,中国乡村的办学制度在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改革,追求的分别是乡村教育的正规性、"发挥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以及办学效益和规模效应。由于改革的逻辑本身存在漏洞,政府间关系的事权—财权严重失衡,以及其他制度环境的联动作用,三次改革都带来了很大的未预期效应:首先是减少了教育机会供给,随后是加大了农民负担和城乡教育差距,最后是将乡村学校直接夺走、形成对乡村人口和资金的双重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机制重构: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城乡壁垒依旧存在,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新图景。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多元分担机制、财政保障机制、运行监督机制的层面建构一个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机制重构的三维分析框架;着力从机制向度,打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窗口",深层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宗教与世俗之争:英国国民初等教育体制的创立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主要由教会提供,政府到了19世纪30年代才插手小学教育,对部分学校进行经济援助,由此开始了英国政府创立国民小学教育体制的进程.但是,围绕着教育控制权,教会和政府展开了长期的斗争,阻碍了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直到1870年教育法的通过,教会最终退出世俗教育的舞台,政府成为普通小学教育的承办者,英国国民教育体制才正式建立起来.     

重读《大洋国》:打捞遗失的信息

以往国内学界(包括笔者本人)对哈林顿及其《大洋国》的释读曾有偏差,褒贬不当,忽略了其中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社会多等级协和共处、建立以士绅为权力核心的政府体制、民选两院制议会、对官员实行轮换监督等。对其中法治、宗教宽容和多党并存的观点也肯定不足。本文旨在重新评估哈林顿政治立场,及以“混合宪政”为基调的君主立宪制思想,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与其政治观点的可行性。     

增强服务意识 增长服务本领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其宗旨，都是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本领。由于我们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在部分干部的头脑意识中，为基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非常淡薄，还存在对基层、对群众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官僚主义习气，     

承继与规训:论传统武德的二元构架

以传统武德的发生背景和自身特质为研究出发点,认真剖析武德诸多具体内容的分属范畴,提出武德从构架上应分为两个部分,即承继中华传统道德体系的部分(共性部分)和根据其自身暴力性特点所形成的规训性部分(个性部分)。其中共性部分直接延续了中华传统道德体系以健行与厚德的基本框架和内容,而个性部分则根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划分为个人行为规训与社会行为规训两个部分。通过对传统武德的二元分层构架,旨在使武德的诸多具体内容各归其位,功能、价值各正其源,进一步提高武德体系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