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论仁与博爱

建立在一气流通和同气同性基础上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博爱之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石。不仅是我之气血自身的流通,也是我与气化生成的不同人物相互感通,并体现为"我"对天地万物的关爱。值得关注的不是差等与无差等的矛盾,而是一体之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如何与环境相适应而恰当表现。仁体是在其实施或作用之中才能生存的,用在最终的意义上决定着仁体的实现和完成。仁既是情感也是德性,爱可以出于私情,但仁却必须是大公。以存心爱物来彰显的博爱,并不只停留于理论的呼唤,而是已放诸于施政者的实践。     

“梵二”:天主教的现代界石

面对现代世界,天主教的“梵二”公会议堪比教会初期的使基督信仰走向希腊罗马社会的“耶路撒冷会议”.“梵二”前的天主教尚不能摆脱中世纪形成的教权模式和政教心态,对现代世界的思潮多采取怀疑和拒绝的态度,然而,一种“对话”的精神也同时出现在教会的不同领域.“梵二”通过与现代世界的真实对话重塑了教会的认同及它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面对“梵二”的精神和原则,需要一种正确的解释学.     

论春秋初期齐鲁争夺纪国的斗争及其结局

春秋初期,齐国和鲁国为争夺对纪国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纪国为了维持生存,利用了包括鲁国、周天子、郑国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但是纪国最终还是没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在齐襄公的时候,成为齐国开拓疆土过程中的牺牲品。     

政治学、宗教和公善——罗尔斯访谈录

约翰·罗尔斯被公认为 2 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论》② 重新定义了这门学科 ,并在各个领域引起争议。有人批评他说 ,除了被他忽略掉的“个人”以外 ,他的所有自由主义思想都在根本上与宗教存在着连带关系。他后期所写的文章和《政治自由主义》③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在这些作品中 ,他转向对“自由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多元理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诸如美国 (罗尔斯讨论的重点 )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对正义所持的异议已超出日常的范围 ,从而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 ,堕胎、在医生帮助下通过医…     

公审判的比喻（上）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与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     

朱熹仁公关系论——兼考《朱子语类》“惟仁然后能公”条

仁与公的先后关系是朱熹晚年反复探讨的议题之一。而朱子语录与书信中存在两种对此截然相反的记载。经考辨可知,黎靖德本《朱子语类》卷六中“故惟仁然后能公”一句当作“故惟公然后能仁”。由此可证,即便基于仁、公的定义及内外关系,“仁先公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朱熹关于二者的先后仅有“公先仁后”一种明确主张,意在豁显作为去私工夫的公对于仁性在现实中无碍显发的前提意义。“沙水之喻”化解了“仁内公外”与“公先仁后”两种朱熹仁公关系论之间的表面矛盾,进一步呈现其对于内在性理与外在工夫的兼顾。朱熹既强调本然仁性的先天禀受,在晚年则更加重视实然仁德的后天流行。     

简述茅山在道教历史中的地位

茅山道教自东晋魏华存正式创立以来,一直被崇奉不衰;隋唐时代为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人竭力推崇而名声大振,该派从肖梁至北宋中期,鼎盛数百年,一直为道教主流,与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著名的三大符箓派。嘉熙三年(1239),宋理宗命正一道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及茅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从此,茅山正式归入正一道。从茅山的历史发展来看,他对整个中国道教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道教史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相传早在黄帝时代,中原有位展上公迁往伏龙山溪上(今茅山玉晨观)“手植白李弥满,食之味异美。”夏、周、春秋、战国时期,茅山已为帝王巡游和采集药草的名山。     

从“天理”到“公理”:东林学派“合并为公”思想解析

为救治宋儒理学的拘泥支离,阳明心学提倡致良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为王学末流提供了随意体认天理的依据。针对心学流弊,东林学派用共性定义人性,用公序安置个体,用戒惧收束人心,将个体之心的发扬建立在群体共生的基础之上,用高攀龙的话来概括就是"合并为公"。"合并为公"理论为如何处理一与殊、群与己、天道权威与个性挺立的关系给出建议,与理欲之辨、君臣分职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东林学派的"公理观",成为与朱熹"理一分殊"、王守仁"万物一体"、刘宗周"一统于万"、戴震"理即分理"等论题共同构成由"天理"到"公理"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

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了荆州学术对王弼玄学形成的意义,实属不刊之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页。)如果从当时可见的直接作用着眼,荆州官学无疑为三国鼎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黄老形名加古文经学的过渡文化形态,作了人材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尤其对魏、蜀两国,影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当时长期的战乱中,荆州官学作为一个稳定的学术中心,对汉末思想解放运动之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作用:它萌发着新的学风,培养着新一代学子,并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着频繁的学术交流,最终分别融入三国文化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