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爱生命的理念常态化

在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的救援活动中，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所表现的人文关爱都是空前的。所有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抗震救灾的爱心行动中。数万医务人员冒着余震的危险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他们不计任何报酬，不惜任何代价。不过，灾难终会过去的，对这场突发事件的救助也终会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聚焦，生活将渐渐回复到常态。在正常的生活中，人们不再会如此集中地遭遇这种惨烈的苦难，遇到的常常是因生病、经济拮据等所带来的困境。     

地震对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影响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震后最常见的心理创伤。以往研究多关注灾民在震后短时间内的应激反应, 地震两年后创伤心理研究非常缺乏。本研究拟结合汶川地震后进行的6次重复测量数据(2008~2016)重点探讨：创伤后应激障碍在震后不同时点的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 震后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不同时点的干预内容。预期研究成果不仅是对灾后心理创伤长期影响研究的补充, 也将为灾后救助政策以及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震后18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父母教养方式与焦虑性情绪的关系

以1021名高中生为被试,于震后18个月用儿童焦虑性情绪筛查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等进行评估,探索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震后18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问题仍较为严重;青少年的父亲、母亲过度保护和父亲关怀对震后焦虑问题有直接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焦虑影响显著,母亲过度保护和父亲自主性对这种关系调节作用显著。     

青少年地震应激反应模型

以亲历“5．12”地震的四川青川、绵竹327名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青少年在地震情境下的应激反应,探讨了应激源与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应激反应的关系,检验了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在应激源与应激反应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青少年在地震后出现一些显著的生理反应（胸闷、食欲不佳、头晕）、心理反应（悲伤、易惹、恐惧、注意力减退）以及社会功能的退缩,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变量各维度间的相关分析表明,除混合型应对方式与应激源的物质丧失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它变量各维度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在应激源与应激反应间存在中介作用,且认知评价的中介效应大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而认知评价又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应激反应。     

请勿以宗教解读地震原因

地震是自然灾害,宗教、神也没有抗拒地震的力量。宗教对地震的解读。玷污了地震中失去生命的数万同胞的清白。互联网是公共阅览室,请勿以宗教解读地震原因。     

对口帮扶 救援灾区

5.12四川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出了“对口帮扶,救援灾区”的号召,各地神长教友纷纷响应,各教区广大神长教友本着圣经上“天主爱乐捐的人”的圣训,陆续为地震灾区的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地堂区踊跃奉献．并为灾区的教友祈祷．求天主赏赐他们勇敢面对灾难,早日建设美好家园。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灾难后常见的心理病理问题, 灾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重要因素。该研究采用追踪设计, 历时2年对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地区1573名青少年进行3次测查, 考察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的作用关系; 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对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损害;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联动效应, 即三者中任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     

怀微尘之爱

一天,在路上行走,一阵轻风掠过,眨眼的刹那,我感到了尘埃的存在。瞬间,我的脑海中,闪电般出现两个字：微尘。 记忆中的“微尘”,是青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捐款时留下的。这种施恩不图报的爱心善举,自然而然唤醒了民众的爱心意识。于是,庸常的生活中,到处都有“微尘”的身影。     

震后随想

今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据统计强震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九万,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估算。得知灾情后,上海市基督教两会立即行动起来,号召全市的教会及基督徒为灾区捐款。数天内,全市基督徒为四川地震灾区的赈灾捐款达450万元人民币。通过电视和报刊,我们看到在全国各地,     

“愿神怜悯这地！”——在杭州教会为四川灾区祈祷特别圣乐崇拜上的证道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诗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