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道路，以实际行动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50周年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瞻远瞩、求真务实、贴近民心、顺乎民意,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致力民族复兴的报告,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     

大学生经济自立词汇内隐观的初步研究

本研究以人格词汇学研究和内隐观人格假设为方法学基础,旨在研究大学生经济自立词汇内隐观的结构和特征。在对127名大学生进行预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形容词调查表,之后对414名大学生正式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描述经济自立重要特征的词前十项主要以积极意志品质的词为主,符合度前十项则以描述伦理和目标的词为主;（2）大学生经济自立的结构可以包含五个因子：成就能动性、社交性、独立性、个人中心性、俭朴性;（3）性别、年级、自评家庭经济条件二者之间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效应在各因子上均不显著。     

产业化：少数民族文化弘扬之道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推出一个文化,发展一方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等,成为各地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一大景观和特色,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有的不少地方地理优势明显,交通方便,     

经济伦理范畴及其体系初探

经济伦理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应从市场经济的伦理定位切入,以经济人的抽象为基石,劳动和资本作为贯穿整个体系的一条主线,自由、公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竞争、诚信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利益是整个体系的核心。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创造力的中介和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和安全感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调查了556名18～60岁城市成年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安全感、创造力和心理幸福感。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2)性格优势之创造力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幸福感的中介变量;(3)安全感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只有当个体的安全感较高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创造力才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还需要提升个体的安全感,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并进一步增加个体的心理幸福感。     

经济态度和行为的代际传递现象及机制

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从父母向孩子的代际传递现象, 经济态度代际传递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包括金钱态度、风险态度、互惠态度和消费态度, 经济行为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行为、捐赠行为和储蓄行为三个方面。除了遗传路径, 其代际传递有两条社会化路径: 孩子对父母的观察学习和亲子互动, 其中亲子互动包含亲子沟通和财务教养两个层面, 亲子沟通强调语言层面的互动, 而财务教养强调行为层面的互动, 但是财务教养的研究仅停留在表面, 缺乏深入的剖析。未来需要加强中国文化和现实背景下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 并深入探讨其机制。     

马克思与皮凯蒂经济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皮凯蒂主要从收入与财富分配角度对经济平等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梳理出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收益率恒高于经济增长率(rg),并根据该经济模型,提出以全球资本累进税作为经济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皮凯蒂与马克思同样发现了资本与不平等的关系,然而在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解决路径上,却有着本质差别,马克思从批判庸俗平等理论出发,站在人类解放的理论高度,指出实现经济平等的根本路径。     

“别人家的孩子”vs.平庸的自己：社会比较对独特性寻求行为的影响

人们在自我评价中普遍存在着优于平均值效应, 而上行社会比较会打破这一自我评价偏差, 引发后续的补偿性消费行为。通过5个实验, 依次论证上行比较(vs.下行比较)会提升个体对独特产品选项的偏好(实验1); 其心理机制在于上行比较降低了而非下行比较提升了个体的自我独特性感知, 从而促使个体出于补偿的目的而寻求独特性(实验2a、2b和2c); 上述效应适用于经济状况这一特定比较维度, 并且在感知经济流动性的调节作用下得到强化或削弱(实验3)。研究结论对于推动社会比较和独特性寻求行为相关领域的理论进展, 指导长尾市场中企业的营销策略、帮助个体缓解上行比较的威胁均有着积极的启示价值。     

童年亲子关系与“好资源”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实验启动的方式探讨“好资源”和童年环境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而不是童年经济状况)在资源线索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想象启动来控制个体的资源获取状况,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差的个体在“好资源”想象时其性开放态度较“差资源”想象时明显提升。研究2采用图片情境的资源想象方式, 在研究1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亲子关系细分成亲子沟通、亲子焦虑和亲子回避三个维度, 结果表明：童年亲子回避在男性资源状况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童年亲子高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显著提升, 而童年亲子低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明显下降; 此外, 童年亲子回避在性开放态度上的主效应显著, 亲子回避程度高的个体其性开放态度也更高。两个研究共同揭示了“男人有钱就变坏”的情境和群体特殊性。     

“仁者”还是“智者”：第三方惩罚对惩罚者声誉的影响

第三方惩罚会对惩罚者的声誉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影响的方向而言, 现有文献给出了不同答案。上述问题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先前研究未能区分声誉的不同维度以及惩罚的不同动机与形式。通过将温暖-能力双维度结构引入惩罚者的声誉, 实验结果显示, 第三方惩罚从总体上降低了人们对惩罚者在温暖维度上的评价而提高了对其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动机被归因为集体聚焦的惩罚进一步提升了其对能力的正面作用而减缓了对温暖的负面作用, 并且惩罚者的合作水平越高, 其动机被归因为集体聚焦的程度也越高。针对不同惩罚形式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当惩罚动机被归因为个体聚焦时, 经济惩罚对温暖的负面作用显著高于社会惩罚, 而在集体聚焦的归因下经济惩罚对能力的正面作用显著低于社会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