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论道德治理的目标

道德治理的目标,既是道德治理理论亟须探讨的首要和中心问题之一,也是现实道德治理活动的着眼点和归宿点。道德治理的目标,往往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且对整个道德治理活动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的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基于此,从道德治理目标的内涵出发,分析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依据,提出道德治理的目标所具有的理想性、层次性、实践性特征,有助于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进路对道德治理的目标问题进行相应的考察,进而对推动道德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所裨益的启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的四大显著优势

党和国家将宗教及宗教发展规律与我国特殊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了既不同于他国宗教治理模式，又有别于我国历代宗教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宗教事务管理上的显著优势。传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基因、坚持多元一体的文化价值原则、借鉴包容互鉴的文化发展模式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文化优势；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遵循宗教发展规律、契合中国现实国情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理论优势；党对宗教工作的统一领导、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国法大于教法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办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政治优势；以持续强化的组织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以积极互动的组织体系提升治理效率、以全面的组织动员强化治理协同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组织优势。     

道术之辨:大数据治理的原则和边界——以基层社会秩序变革为中心

用道术概念来辨识"大数据治理"给公共体制带来的影响及其意义,是为了说明,大数据治理不只是一个传统"术"(工具意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现代"道"(治理理念)的问题。大数据治理需要与公共体制的治道变革紧密关联起来,因为,基于民权观念上的治理或基于专制观念上的治理,这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大数据治理在"术"即工具理性上的意义就表现为,是推动民主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还是加剧公共部门全能治理的覆盖并使其更具有决策和执行的渗透力。     

教会行政管理应以制度为本

任何时代的教会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也就离不开制度健全和运行良好的行政管理。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管理、使徒时期教会选择执事来帮助传福音事工,以及国内外成熟的教会经验显示,有章可循的行政管理,能够规避违法风险,提升教会整体治理,是教会福音事工发展的必要机制之一。中国教会自恢复礼拜以来,行政管理已经从无到有,从随意性较大发展到现在的有章可循,不过整体来说,制度的建设还需要大幅度地提升、改进和补足。有制度的教会才能适应现代化的法治社会,而且教会行政管理还应当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与"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的新论断,共同构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本文在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人民立场基础上,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重点领域等方面进行论述,得出结论指出,这是贯穿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主线,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基本方略的贯彻和深化。     

立足调产强管理优化环境促发展

1999年，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决策，区委、区政府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调产号召，把调整经济结构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三年来，我们紧紧围绕经济结构调整会议精神和实施“1311”规划意见，全力以赴，竭忠尽智，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一条主线，突出四个重点，力争达到一个目标”。     

乡村振兴视域下毛泽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思想探析——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思考

巩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战略思想:发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群众主动性,奠定乡村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乡村改革治理的组织化成效;强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乡村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等内容。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