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伦理围困、张力及其治理

对于抱持科学价值和伦理规范的专家群体来说,他们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多重的伦理围困。在伦理围困的背后隐藏着两大内在的伦理张力,即科学系统的真理性承诺所导致的专家专断性与政治系统的平等性承诺之间的张力,专家的价值中立性承诺与社会嵌入性之间的张力。两大伦理张力诱发了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危机和社会信任危机。为了纾解这两大张力及其危机,建立“双阶民主”和全过程审查机制就成为重要的治理路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状及优化对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对天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其发展现状,深入查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存在的堵点问题,通过借鉴浙、粤两省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深化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应对举措,提出打造具有天津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对策。     

反思生命与政治关系的三重空间——对福柯生命政治的一个扩展理解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生命政治”的狭义概念容易陷入生命与政治二元关系的不决困境.但结合福柯早中晚期的整体思考,可以为应对甚至跳出这个二元困境提供一个反思的三重空间:通过批判动物政治并把握政治恰切所蕴含的复杂作用机制,可以使关于生命和政治的知识构造与权力运作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从而呈现出生命与政治的双向...     

论人、我、自然的和谐发展:疫情的社会心理学反思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蔓延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失调的体现。他人、自我、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培育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良好社会心态,把握好物质与精神、自由与规范、统筹与协作平衡发展的社会治理方法,可以在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地域性符号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以开封地区为例

全球性的"文化趋同"现象,使原有地域性文化受到冲击,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特色逐渐衰落、消失,同时也使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建筑与室内空间装饰设计出现特色危机。地域性符号是由地域文化凝聚而成,因此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开封古称大梁,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享有古都之盛名,名胜古迹遍布市县,民俗文化特色浓郁,地域符号特征突出。因此,对其地域性符号进行提取与创造,并将其应用在室内设计中,就能能够充分体现出开封地区性主题特征,发展成具有开封地方特色的设计风格,将为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现代设计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宗教事务是社会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在少数民族地方信教群众多,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自开展县乡村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以来,宗教网络建设已经逐步向规范化、法制化和系统化的方向迈进,为以后的县乡村宗教事务管理的全面开展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促使信徒依法过好宗教生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保持高度一致方面有着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因此在宗教网络建设工作中应做到尽力探索,力求创新,确保“七个结合”和“五个必要”,在宗教界广泛开展“三学三比三带”活动。以“合法便民”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宗教网络建设工作。     

青岛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性质的过渡型社区,如何实现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化同构同行、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青岛市黄岛区村改居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现阶段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发展接轨易、融合难的矛盾,并引入元治理理论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城市治理的元主体作用,有效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难题,以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市民化、现代化、城市化转型。     

新时代推进我国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了时代所趋,这就要求把宗教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时代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治理工作,就需要加强党对宗教事务依法治理的领导,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新时代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发展,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断优化完善宗教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宗教治理法治化宣传教育,树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法治意识,从而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职能是机构设置和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是国家治理的两大职能,也是推进机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的两大因素;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构成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构建一个“对象-过程-主体”的风险防控分析框架,强调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瞄准以新兴重大风险为重点的全局性风险,坚持以风险监管为重点的全周期管理,坚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的全领域联动。运用该分析框架对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改革的重点目标是防控科技、金融、数据、政治、社会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新兴风险,重要任务是加强综合风险监管以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等问题,根本保证是以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荀子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思想

荀子在对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出“群”“分”“义”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明分”来“使群”,即通过明确社会角色权力义务来使社会运作;一个社会必须在等级差别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君主、官吏以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他们承担着“群居和一”、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重任。荀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孔、孟和老、庄那种基于血缘宗法制、小国寡民自然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带有更多人类社会的普适性,也更适合广土众民大一统政治局面下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