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空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行政组织与其他行动主体在信息沟通、交换的基础上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传统的治理模式下,行政组织依靠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维持着社会运行。然而信息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信息的传统运行渠道和方向,封闭-控制的治理模式已经凸显不适,我们亟需通过增强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以适应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将治理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力图在信息思维的全新范式下需求治理路径变革。"信息空间"是英国学者Max H.Boisot提出的用于研究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换的动态理论,通过分析和考察信息空间中数据流动的动力机制,我们能有有效解释法规制度的形成与治理模式的演变,从而为信息社会的治理变革提供有效借鉴。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     

福建佛教概况

福建简称闽,位于东海之滨。行政区划分为９个地区,１７个市辖区,１４个县级市,５０个县。人口３０００多万,面积１２万多平方公里。北接浙江,西倚江西,南邻广东,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多丘陵,西有武夷山,中有戴云山,东有太姥山,闽江横贯东西。省会为福州市。一、福建佛教发展简史佛教入闽在三国的吴晋之际,至梁代呈迅速发展之势。表现在：信徒或舍宅为寺,或兴寺建塔;女性出家人及尼庵也相继出现。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统治福建４５年,大建寺塔,大兴佛教,于治下５州３４县共添建寺院５１７座。王审知本人是福州鼓山涌泉寺…     

中国人人格特质结构对合作的影响机制

采用调整后的公共财物范式,将合作分为内部准备阶段（合作意识）和外部表现阶段（合作行为）,以中国人人格问卷（QZPS）为工具,研究人格特质结构对合作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在合作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作用的人格特质因素不同。中国人人格特质中的善良和情绪性直接影响合作意识,行事风格与人际关系因素直接影响合作行为,外向性通过调节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影响合作行为。（2）在考虑合作意识与人格特质交互作用的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和预测合作行为。文中讨论了在研究合作过程时从个体内部因素、特质以及外部情境等多角     

苏·锡·通教会调研札记

根据江苏省基督教两会的安排,由江苏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张克运牧师带队的6位同工组成调研小组,在苏州、无锡、南通教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调研。以“社会服务”等5个方面为专题,通过实地视察,与基督教两会、堂委组成人员、信徒骨干以及当地民族宗教干部座谈等形式,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从中不但让我们看到苏、锡、通三地教会在这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形势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教会在构建和谐教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困难。     

类同一性: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人最早的存在形态是类存在形态,人的类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类自然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自然基础,类社会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社会基础。     

1993~2013年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状态的横断历史研究

研究为探索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水平如何随社会年代变迁而改变,运用了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对1993年至2013年38篇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文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11454名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在该量表上9个因子得分随年代变化的趋势.结果发现:(1)SCL-90的7个因子均值与年代负相关,且不受期刊类型等的影响.20年来,7个因子下降了5%~15%不等.其中,强迫变化最大,抑郁、焦虑、人际敏感、偏执和精神病性均变化明显.这说明,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虽有所波动但整体水平逐步提升,变化幅度大致属于中等程度.(2)当年军费占GDP比值、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与SCL-90部分因子均值负相关显著;5年前的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与7个因子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国防建设的经济投入和居民消费水平可能是影响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中的数字“七”及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出土文献和文物资料中与数字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收集,并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文献中的"七日周期",文物资料中的七点印章、七嘴油灯和七层庙塔等,说明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还对这一观念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传承情况及产生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