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时间与知识:文化消费能力约束效应研究

在研究文化消费能力时只考虑购买能力,显然有失偏颇。本文认为文化消费能力有三个维度:收入代表的购买能力、闲暇时间代表的时间分配能力以及由知识代表的解码能力。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对看电视、外出看电影、阅读和体育锻炼等四种文化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看电视不受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的约束;外出看电影、阅读和体育锻炼三种文化活动都随着消费者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外出看电影和体育锻炼受时间约束效应明显。此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消费者在看电视、阅读和体育锻炼三种文化活动中的频率会明显降低。据此,笔者提出提高家庭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和发展继续教育等提升文化消费能力的对策建议。     

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

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存在市民化问题,还存在本地化问题,这里从区域分割视角去讨论本地化问题,认为阻碍本地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区域社会体制,主要有三类具体的社会体制,即唯利型生产体制、分离型消费体制和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唯利型生产体制(特别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本地化的基础,因为在这种生产体制下,他们不能在流入地获得稳定的就业,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出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唯利型生产体制决定了分离型消费体制,而后者又强化了前者;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和巩固了分离型消费体制和唯利型生产体制,流入地政府之所以不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消费体制,主要还是出于对公共服务成本的考虑,而唯利型生产体制则为非均衡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反过来说,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前者。这背后的症结是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成本,由此产生了三类阻碍本地化的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建立适应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开放性社会体制,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     

金元之际儒生社会地位考论

儒家、儒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对佛教和道教来说是比较尊隆的,但在金元之际儒生地位却相对低下,表现在:需要在佛道力量的支持下衍圣公的袭封才得以实现;大量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中以自保;传播文化的社会职能一直是儒家的特权,但这种特权在金元之际也一度落到全真教手中。造成儒学和儒生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及其所实施的方针政策。     

财富往往是用于浪费的

准备结婚那会儿，我省吃俭用，拼命干活，目的是想多买几个大件。而到了结婚前夕，她的家人还不满，要求我再增添一台电脑，多媒体的。没办法，只得听令。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将多媒体搬回家。     

刘向《列女传》的学术价值简论——《〈列女传〉的史源学考察》序

正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和通史。它为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进而深刻地阐释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列女传》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所以,传习、注释、续补、研究《列女传》者,千百年来,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代不乏人,赓续不断。一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史籍,在历史编纂学上称为传体史书。传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     

论《金瓶梅》艺术上的大突破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金瓶梅>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述结构及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N．弗雷泽和A．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对近十余年来西方批判理论第三代的一场政治哲学论战的评析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第三代围绕"承认"理论展开多年争论的历史过程,着重分析了争论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理论主题;全面概括了争论的两个主要对手南茜·弗雷泽和阿克塞尔·霍耐特各自的理论框架,具体剖析了他们在道德哲学、社会理论、政治分析等层面的分歧和共性;并对这场争论中第三代批判理论的历史贡献、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从事批判理论第三代研究提供入门路径.     

荀子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

本文从天人理论、社会政治思想、个人礼义修养三个方面论述了荀子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     

江西佛教祖庭文化的特点与当代价值

<正>汉传佛教中“祖庭”概念的产生，受儒家尊祖敬宗观念的影响，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祖庭”一般用于指称宗派发源地，以及在宗派发展中有嗣法地位与影响的寺院或道场。“祖庭文化”是指以祖庭、祖师为核心衍生出的思想、典籍、制度、建筑、文艺等文化的综合体，具有显著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特征。江西佛教祖庭文化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互鉴的成果，更是佛教中国化的见证。     

神学与传统

正早期的赵紫宸,出于应对处境的需要,并与当时知识界反传统的精神相一致,在其神学思考中没有给予基督教传统应有的地位。在其1920年所写的《对于〈信经〉之我见》一文中,他曾对《使徒信经》提出了批评,并模仿《使徒信经》的格式自拟了一个现代信经。在其1926年出版的《基督教哲学》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