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天子大飨礼及其历史功能

周代天子大飨礼是天子款待高级贵族规格最高的一种礼仪,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礼目前已失传,结合金文和传世典籍可知,天子大飨礼由演奏乐歌、体荐飨醴、宴乐、宾射、赏赐、赋诗等六项主要内容构成。诸侯献捷于王、王大合诸侯、王室籍田及大型祭祀等是促成天子大飨的主要原因。大飨礼在当时具有多重政治功能,如有助于高级贵族参政议政;贵族阶层用以"观威仪,省祸福";天子为了"示慈惠"、"仁宾客"等。春秋时期,大飨礼因王道衰、礼仪崩而日趋没落。     

也谈孔子的人性观

传统上人们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论述往往从善恶的角度立说。其实,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认为人性应当是"仁",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塑造。与其说孔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毋宁说是具有引人向善意义的人性观。孔子提倡用"诗"、"礼"、"乐"涵养和塑造人性,以实现自然人性向道德人性的转化。     

论仁与礼、礼的稳定与变革的关系

儒家道德及人际沟通哲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第一,儒家仁和礼的关系如何?第二,儒家如何处理礼的稳定性和变革?通过符号学家索绪尔对符号结构和特性的描述,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文本分析,可以认为:儒家的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仁自身必然含有实践的性质,而礼就是仁的外显形体。对于礼的稳定性和变革的问题,儒家指出:礼既需要稳定性,也需要变革的空间,而礼的变革是必须在礼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进行的。     

论儒门哭礼及其情与理

哭由情生,但是先秦之时,哭不能率意自为,而是有着种种礼之规定。就儒门奉持之礼而言,哭礼包含哭有形、哭有位、哭有节、哭有在、哭有亲疏、哭有不为、哭有除期等诸多内容。哭礼之制据于人情,所用则在制约人情,是理性的设定。但实践中,情礼往往互搏,兼以规制繁琐,待及社会发展,衰变自不可免。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发覆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孔子论礼的重要命题,它讨论的是学习礼经书本和践行礼容威仪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君子的品德修养问题。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不断阐释,该命题的文本面貌与微言大义均发生变化,并对汉初今文礼学思想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刘歆对该命题加以利用,在《七略》礼类小序中将"礼经"概念由《仪礼》改换成《周礼》,郑玄、孔颖达相继坐实,终成学术史上一段公案。     

原始儒学中礼观念神圣性价值的起源--从郝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说起

多数学者相信,天是儒学的神圣性价值之源.郝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一书提出一个独特观点,<论语>中孔子并不重视天,却特别重视礼,礼具有神圣价值.本文同意芬格莱特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论语>中礼观念的神圣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这个历史情境与春秋中后期贵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夷狄入侵的压力有关.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从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想到我国教会的妇女事工

1989年1月,我曾在《天风》上发表一篇短文——《进一步开展我国教会的妇女工作》,是在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南京、北京三个城市后,有所感而写的。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是亚洲和大洋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妇女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