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良知与恕道——心学伦理的内在张力及其克服

心学是一种复杂且多元多样的思想体系,心学内部诸种思想形态的演变均与社会政治 实践密切相关。明代心学家以陈白沙和王阳明为代表,建构了恕道的两种形态:因应万 物变化、一体地予以包容接纳的“平等”形态;以情为核心建构富有情谊的公共社会的 “差等”形态。这两种形态在阳明学派中以内在张力的形式存在。黄宗羲对感应与恕道 的诠释克服了这种张力,并建构了一种极具创造性的个体性伦理体系。厘清上述心学思 想的演进历程,对于开发心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论管子寓军于政、平战一体的军事思想

中国先秦战争连绵不断,因而产生了众多的兵学家和兵学理论,为中国乃至世界兵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管仲作为先秦齐国的贤相,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家,其倡导并实践的寓军于政、平战一体的军事思想是齐国强大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重要保障。     

周孔陟降：郑玄圣王观探析

经典的神圣性仰赖圣王制作方可确立,而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应以德位兼备为前提。郑玄的圣王观之核心在于周孔之辨,其尊崇周公,强调周初天命的层累完成,最终由周公制礼作乐、致太平而得以实现。周公德位合一的圣王形象与制礼作乐的太平叙事结合在一起,使其圣王身份得以凸显,亦提升了周礼的神圣地位。同时,郑玄又认为孔子虽然无位而降于周公,但其校数圣王典籍之功与恢复周礼之德,堪为圣贤。郑玄持周公作周礼致太平说,与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之说相抗,使得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最终成为一大事因缘。     

论道德信仰的个体化功能

从道德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它首先体现为人们对某一道德体系的极度信服和尊重。也就是说个体一旦确立某一道德信仰,在其思想行为上就会自觉地认同这一体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环境中实现其同化——整合功能。这一功能对个体来讲体现为三个方面：     

对刑事证据规则的反思:基于侦查取证规则

侦查取证规则隶属刑事证据规则。构建和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应当将侦查取证规则的制订与适用纳入考虑范畴。按照目的和功能划分,侦查取证规则分为价值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辅助性规则,它们与认证规则之间存在应然的逻辑联系,是确定证据类型的基本依据。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面视角审视,侦查取证规则都存在一定问题。应基于刑事证据规则一体化的视角,对侦查取证规则进行完善。     

放心

人生之累 ,人生之忧 ,在于不放心 ,老把个心吊着。从小处看 ,孩子上学穿马路危不危险？不放心 ;单位要裁人下岗 ,会不会有我？不放心 ;物价会不会涨？户口会不会作废？不放心。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于是就苦恼 ,就忧烦 ,就焦虑 ,就心不在焉。结果眼前的事便做不好 ,就容易出错 ,工作、生活乃至身体都容易出问题 ,从而更增加了不放心的因素。往大处看 ,国家体制会怎么变？某国强大了会不会威胁我们？人类会不会毁灭？乃至地球会不会爆炸？不放心。于是就多虑进而多事 ,于是就有北约狗咬耗子轰炸科索沃 ,于是就有了法轮功无事生非围攻中南海。…     

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在联合国世界宗教领袖和平千年大会上的发言

我来自东方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中国。中国的道教是根植于中华土地的中国固有宗教 ,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伦理思想 ,充满至善至诚的人文精神和思想的智慧。中国道教热爱自然 ,尊重生命 ,反对战争 ,维护生态平衡的主张 ,经过近两千年的实践 ,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心灵 ,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在意识。几千年来 ,道教徒遵循着道法自然、天人一体的原则 ,把慈爱和同、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保护环境作出积极贡献。当今世界生态危机 ,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把自然视…     

创造幸福

世界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为爱情也好，为婚姻也好，融爱情、婚姻一体更好，男人与女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就要学会创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