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文章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统地剖析了现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阐释了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思想和特征,从历史与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的决定性作用,探讨了政党-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和主要问题.     

舍勒与宋明儒者论一体感——一项现象学的与比较宗教学的探究

舍勒试图在对一体感之本质的现象学描述和对不同文化圈中一体感现象的比较宗教学研究之间架设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传统对于宇宙同一感的讨论,特别是没有涉及宋明儒学有关"万物一体"的思想。宋明儒者的"万物一体"说含有形上学、体知修身学以及社会政治意涵等维度,它对于"一体感"的比较宗教学探究深富意义。根本上,舍勒的"一体感"和儒家的"万物一体"说最终都要面对当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都有"淑世"的精神和抱负,而且都面临着唤醒或通达"同一感"和"万物一体"感的要务,相较于舍勒那里略显神秘的方式而言,儒家传统不仅可以丰富"宇宙同一感"的理想类型(形式面),而且可以在工夫论-伦理学的层面为"重新培养出宇宙同一感"提供新的、可实践的技艺。     

“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的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意义

思孟派儒家主张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大到天地万物,这一致思路向被宋儒发展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整合了《大学》的"三纲领"、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尽心"和《易传》的"天地之心"等理论资源,对"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道德关怀的最高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及其理论逻辑——以《白虎通》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之际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使传统的“家国同构”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如何在帝制中国重新建构起规范齐整的伦常秩序、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秩序,成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面临的难题。伴随着礼治原则的确立与礼治秩序的延伸,以《白虎通》为中心,东汉思想家们建立“三纲六纪”之说,在重构伦常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使帝制时代家、国之间的嵌合变得合理而可信,兼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家国一体”模式真正出现在古代中国。《白虎通》构建的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奠定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与家国观,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共识,也为新时期家国观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马祖禅法三境界释论

马祖禅法,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其特点是求佛生活化、平淡化,以心为本,强调心佛一体化。马祖在教化弟子时,根据不同机缘因材施教,用“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三个境界开示门人。     

《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现时研究王阳明的资料,一般强调阳明"致良知"的个体性方面,较少有整体性的表达;并且对<大学问>重视不够.<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的终极性目标,"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致良知"所要实现的思想的整全表达.良知的核心是仁,仁表现在关爱、关怀时有差别,这是儒家所承认的;同时由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等事事物物,体验万物的良知.由此可知,中国哲学本来就关怀生态,我们过去重视不够,值得反思.本文拟对王阳明<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何实践"致良知",发挥仁学本义进行初步研究.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太上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圣王思想

太上老子既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道教的宗祖。他留下的《道德经》含摄天地人于一体,深刻而完整地阐述了天之道、地之道与人之道。老子不仅关注"玄之又玄"的宇宙化育之道,也关心治世安民的政教经术之道。在老子的政教思想中,圣王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将圣王与道、天、地并列,这其中有无穷的意味供后人咀嚼。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

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