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现代改良主义者。光绪二十年(1894),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该书以"富强救国"为主题,针对甲午战败以后的晚清社会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     

《淮南子》中的“性”与修真

正在《淮南子》一书中,其理想人格的代表是真人,真人优游于世,超越生死并具有无限能力。"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本经训》)"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     

“肮脏之手”的争论与辩护

以“不可能的应该”和“必要的恶”为核心要义的“肮脏之手”历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经典难题.它集对错于一身的悖论特征以及述行不一致的特征都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诉诸不同道德体系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角色冲突,“肮脏之手”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恰当的辩护.“肮脏之手”是“做”而非“应该”的问题,反映了道德实践中价值的异质性,需要实践智慧的引导.     

寺庙经营与社会变迁——以台北市碧山岩开漳圣王庙为例

台北市内湖区的碧山岩开漳圣王庙地处偏僻,但由于神迹显赫,信众广大,捐募容易,由善信捐助,再加上"点光明灯、文昌灯、解厄灯"等活动,让碧山岩成为台北东区的大庙。     

“源原之辨”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思考

重提"源原之辨"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目前在研究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应做到优秀传统文化("源")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时代要求("原")相整合。研究传统文化,就应该敬畏传统,与传统进行平等对话,而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简单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作一一对应的研究。     

初冬之暖

初雪 我所在的小兴安岭,今年的第一场雪算是姗姗来迟了。早起,拉开窗帘,见外面大雪纷飞,乱乱的扑在玻璃上。于是心生欢喜,急急出门。漫天密密麻麻,雪花攒簇而来,触地即融,而那些尚未落尽叶片的树上,则挂了茸茸一层。     

观妙——圆融观法与“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

妙有微妙至极、不可思议、圆融无碍等义,观妙即原初生活领悟。妙之究竟义在于圆融无碍,即于一切事情而观其“无分别相”,观“物”即“无”。在如何“观妙”的思想方法问题上,藉由天台佛学“妙”论的启示,引出“绝待”观妙的圆融思想;“圆融”又蕴涵了“相即”,“绝待”之“即”方是“圆即”,这需要通由从“分别心”到“无分别智”的“观法之切转”透显,观法切转无转相。通由圆融存在观法,转出“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不舍于物而“即物”以“妙物”,在生活的相续中不断成就个体的自由与事物的自如。     

《荀子》尚贤与管理思想探析

《荀子》的尚贤与管理思想以调整人的欲望为核心,以满足人在人群中合宜的欲望为目标。管理的依据包括礼、法、道。礼有"养"的功能,也有"节"的作用,而"别"正是取得"养"与"节"相互平衡的制度设计原则。法是圣王依礼所制定,作为推行礼的具体措施。道则是治理国家各层面中的条理,也是礼法的综合运用。根据礼、法、道建立起各级管理阶层,设官分职,尚贤使能,并建立起考核和监督的机制,以使贤人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进而"建立一成就礼义的客观轨道"。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